原籍中国潮汕的黄伟光老师的华语，让我们这些南洋学子听来十分顺耳，恰到好处。潮州腔，当然有一点，但是否就因这点抑扬顿挫，构成黄老师华语的“清甜悦耳”？


人物素描



退休新闻工作者


新加坡公教中学档案照片


公教中学前训育主任兼华文教师黄伟光（1924-2016）今年6月8日病逝，享年92岁。翌日《联合早报》的讣闻报道，以“李（显龙）总理级任老师”称呼他；而11日则刊出总理到灵堂吊唁的图文。黄老师，至今可说是新加坡的名人了。


那时的公教南腔北调


前不久，黄老师也有过一次“公众大曝光”。那是邓宝翠所摄纪录影片《我们唱着的歌》里头的讲课片段。一闪而过的镜头，没有标签说明，但不少观众都会从心底里叫出来：“那不是黄伟光老师吗？”据闻看到这个画面，李总理曾在面簿上表示意外的惊喜。


对广泛的观众来说，这也确是个“惊喜”的瞬间。要知我们那个年代的华校，固然没有手机偷拍这回事，而且校规严格，同学一般也不富有，很少玩相机什么的，老师上课的静止照片都很难拍到，别说动态的影片了。（电影中黄老师这个片段不知怎么弄到的，可见宝翠的神通广大。）


记得片中当时的旁白是个女声，公教中学则是男校，旁白肯定不是专指黄伟光或任何个别的老师。女声那段话的意思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教育改制以来，华校老师们都不得不以英文教学，课堂里那清甜悦耳的华语教书声消失了！


用黄老师的讲课身影来配合这段画外音，神来之笔，意味深长。黄老师是1963年笔者中四毕业时的班主任与华文导师。那时公教是南腔北调的，来自北京的天主教修士一口京片子，很好听，但听不太懂；来自闽粤的年长老师，虽很努力“讲华语”，但乡音难改，也是不好懂的。有的同学还责怪老师说方言。


原籍潮汕的黄伟光老师，或由于他南来得早，或出于本身的修养，教学谈话所用华语让我们这些南洋学子听来十分顺耳，恰到好处。潮州腔，当然有一点，但是否就因这点抑扬顿挫，构成黄老师华语的“清甜悦耳”？


在我印象中，上黄老师的课有点像听武侠小说，侠骨丹心、大义凛然。


他教华文也教史地，讲辛亥革命，说到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幽默生动嬉笑怒骂兼而有之。还有一次，在物理实验室，他给我们放映舒适主演的《清宫秘史》。


此外，在新加坡还不兴以重金换奖牌的年代，黄老师在教课之余还兼任学校排球教练。就在教堂与校舍之间狭窄通道辟出的一个排球场上，他给我们训练出一支校际常胜军……


你说，本地华校消失，又岂仅产生“华文程度低落”这么点效应而已？


同学们都要问他养生之道


2013年，公教中学1963年度中四毕业校友举行了金禧团圆晚宴——这是2011年迄今每届校友都循例举行的活动，已成传统。当年，黄伟光老师是四位师长嘉宾中最年长的一位。年届90的他，神采奕奕，豪迈硬朗。庆典的筹组会诸君，于是委托在下访问黄老师，向他请教养生之道。


那是我与黄老师四目交投的一个早上。


黄老师的家，是实龙岗花园一所清幽雅致的排屋。钟点帮佣那天放假，黄老师的儿子奕君回到家中收拾行李，准备到机场动身前往澳洲墨尔本。奕君是公教校友，研究东西方哲学，长期在墨尔本从事教学。孩子走后，家中就是黄老师一个人了。


问起“养生之道”时，他便苦口婆心，亲自示范了躺的、 坐的、站的各种体能运动，并叮嘱大家每天练足半小时，持之以恒。之后他还影印了一些“功法”，到金禧晚宴上分发给有兴趣的同学。


讲完养生之后，他却回忆说，对身体健康的注意，是因为早期生病的痛苦经历。他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当年我教书的时候时常捂着肚子？那是患了严重的胃病，开刀切除了三分之一个胃，伤口还在痛。


55岁时，患高血压，幸好有一位公教校友陈忠夏做了医生，给他施诊，并长期照顾他，得以延长到1984年60岁时才退休。有一次到中国旅行时患病，回到新加坡，有位年轻医生，告诉他不能光靠打针吃药，给他介绍了物理治疗法——黄老师于是培养了每天运动的习惯。


活到90高龄，大家都认为是一种幸福。妻子与女儿都先他而去的黄老师，此时似有感触，说看着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离去，很不是味道。最可惜的是公教同事陈南山，英年早逝。黄老师说，当年他曾介绍南山到实龙岗花园买房子，彼此做了很久的邻居。


当天的访问让我生了点感慨，尤其是我一开口，黄老师便上下翻腾给我示范了一大套健身招式，心中很过意不去。我在稿中作此结论：“步入高龄的师长前辈，就像我们的父母叔伯。与其向他们讨教如何长命百岁，我们也许应该多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设想如何让他们日子过得更加快乐和充实。”


潮语天主教徒的南来


平心而论，作为华校的公教中学，其实不乏爱校、爱师长的校友。成立于1970年的校友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包括设立奖助学金与每年举行双庆晚宴。双庆晚宴、过年过节，也都邀请了在职与离校的许多老师参与盛会。一些医生校友常照顾老师的健康，也有恩师受校友赞助到中国旅游。


黄老师离开了，灵堂设在后港一个并不好找的天主教堂后室。6月10日下午，我前去吊唁，灵位前正有数位乐龄教友，以潮语诵经抚慰亡灵。奕君校友说，以潮语唱圣诗，目前是本地稀有的现象。


1955年毕业学长包维廉也在现场。他是位天主教徒，对我说，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时，黄老师的父亲曾把一批潮汕天主教徒带来新加坡。我从三年前黄老师的访问中，印证着学长的话。


黄老师说，他原本生长于潮汕地方的惠来县葵潭镇，是家中第八代天主教徒。早年在中国，信奉外来宗教是受族人排斥的，因此黄氏第一代入教者被驱逐于寨外，死后也葬在新垦地。第一代人的坟墓刻着“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字样。


黄老师在中国的大学里念历史，1947年南来。当时他通过家乡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介绍，到新加坡联络上这里的神父——公教中学创办人劳爱华，成为学校的教师。掌校的是姚国华，姚校长后升迁到教育部去……


访问结束，我问黄老师，大家都想得到他的训导，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只报以微笑，淡淡地说了一句：“谢谢大家还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