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去年8月4日《早报·缤纷》版柯木林文《我的侨批缘》，不由得想起我自己也与侨批很有缘——我从九岁时就开始学写“侨批”！由于父母都不识字，我的读书成绩册上的家长签名，几乎全是我以左手握笔“代父签”。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父亲要我给故乡祖母写回信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会。”
“不会就学！”
“跟谁学？”
“当然是你自己学，我可不会教。”老爸瞪着眼说，“读三年级了，应该可以学了，矮仔福只上过一年学，就是自学……”
我心下嘀咕，不敢说出口：“这么容易自学，自己又不学？”
矮仔福是家父的结拜兄弟之一，之前一伙十几个人，以“兄弟帮”的形式承包“洗油库”工程谋生。这群人中只有矮仔福一人能读会写，父亲早年的家信，都是请他代笔。1957年初，承包工程的“门路”断了，弟兄们各奔前程。于是，我“被迫”学写家信。
当年我其实还是挺热心自学写信的，因为想到可以亲自直接写信给最疼爱我的祖母。虽然祖母目不识丁，但在资讯还不发达的年代，只有写信能表达那份思念。我是八岁才从故乡南来，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在老家的日子，祖母是如何盼望着收到父亲的信。每晚睡前，我最常听到祖母叨念“为什么这么久没‘批’（信）来？”
每当听到耗子（老鼠）吱吱叫，祖母就会兴奋地说：“听到了吗？‘尖鼠’叫了，明天有‘批’回来了。”我不知道这耗子叫声跟家书到底有什么关系，反正祖母不许伤害耗子，我老家耗子就特别多，自然经常听到它们吱吱吱了。
通过查字典和参考“旧批”，我很快就学会写信。因为内容其实很简单，不外是问候老人，表达思念之情，再来就是寄上不多的钱或少许物品。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听说乡下连年歉收，两个叔叔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脚气病”，所以我们会比较常寄些物资回去，自然要写信通知。但随着祖母的过世，加上我们家添了几个妹妹，家里开始入不敷出，也就连邮票费都省了。
不过，上世纪60年代，我读／写“侨批”的次数，比过去多了好几倍——原来，父亲后来当了码头工人，我们一家住进丹戎巴葛一带海港局的低薪工人宿舍。街坊邻居有不少和我同一籍贯的家庭，听说我能读会写“唐山批”，至少有四五位因此成为我们家常客。
其中，有位陈大叔让我至今还经常想起。陈大叔当年在码头是当工头，工钱比我老爸高些；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座三层旧楼的二房东，另有租金收入，所以经常有钱寄回故乡。从1965年开始，四五年内，每年都寄二三次东西回去。他是根据他的幺弟开来的名单，一口气寄30个包裹，有时是蓝布，有时是药品……都是当年乡下值钱的物质!
不要以为陈大叔在做什么生意，其实他是为了还债。原来他去年回了一趟故乡，为乡下老娘建了“新厝”（新房屋）。当时手头现款不足，就借了两百多元。一口气寄30包布匹或药品，是希望他的小弟能一次过把欠下的债务还清。每次寄出那些包裹后，几个星期后，一定会收到他弟弟的来信，告诉他不仅东西收到，而且卖得数百元人民币，所有欠款都已还清，大哥可以放心了。
不过，下一次的来信，必然是老母“老毛病”复发，入院抢救，家里又欠上两百多元的债。这种情况两年内发生四五次，陈大叔竟然没发现“事有蹊跷”，还真让少年的我有点“忍不住”了。
1967年年中，陈大婶又拿着“唐山批”来我家，我故意在未开封前告诉她信的内容：老娘又进了医院，再次欠债……开封读信，果然不出所料。
可是，三个星期之后，陈大婶又来我家，要我过去他家帮忙写包裹。大婶大概从我的表情上看到我的疑问，主动解释说：“我‘阿佬’（老公）收到伊小弟的信之后，因为我反对再寄东西，最近他‘未吃未睏’（方言：吃不下睡不好）。我看，还是随他去……”
其实陈大叔应该早就看出他小弟玩的把戏。只是为了让就住在隔壁村的弟弟能“常回家看看”年老的母亲，才假装糊涂。
不过，没料到的是，没多久“文革”来了。那小弟因为过得比谁都好，被指“有海外关系”，被人打到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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