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集萃
退休新闻工作者
去年年底，早报《缤纷》版刊登了力匡家人沿着一篇纪念文章的牵引，从香港到来千里寻灵，终于找到了他骨灰瓮安置处的特写。作者认为，力匡是一名早年以诗才闻名香江，而后在新加坡安身立命，于教育界、艺文界都贡献卓越的作家，很应该让当今新加坡人多加了解。事实上，在以往的华校教师群体，在华文作家中，其实不乏如力匡这般视野广阔、心胸宽柔，并且情理兼备的杰出人士。
先是与他一起任教的育英中学同事，去年给联合早报《现在·缤纷》版写了一篇《诗人力匡在育英》的纪念文章。接着是去年年底，缤纷版刊了力匡家人沿着文章的牵引，从香港到来千里寻灵，终于找到了他骨灰瓮安置处的特写。
力匡，值得再写吗？本人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这位早年以诗才闻名香江，而后在新加坡安身立命，于教育界、艺文界都贡献卓越的作家，很应该让当今新加坡人多加了解。
2009年年中，国家图书馆出版了《杏影——他不会寂寞》的专集，以纪念这位本地著名散文家和报人。力匡，是与杏影同样值得纪念的移民作家。而且，最好能由大专学府研究他，论文用英文发表，以敲醒政治主流精英们对过去华文教育界的认知。
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意义
祖籍中国海南文昌的力匡，原名郑健柏，1927年生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1952年到香港，担任中学教师和《人人文学》月刊主编。后在作家徐速创办的高原出版社任总编辑，兼主编《海澜》杂志。1958年南来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任教育英中学等校至1987年退休。1991年在本地终老。
去年8月，新加坡知名作家英培安在香港接受《明报》副刊访问时，提到自己学生时代曾模仿力匡十四行诗，开始新诗的创作。而目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则备有力匡研究目录。
诚然，力匡的不朽诗名，是1952年到香港时就奠定下来的。该年“人人”出版诗集《燕语》，即声名大噪。《燕语》随后在1961年由“高原”印行，连出三版，创下诗集的畅销纪录。1955年力匡另一诗集《高原的牧铃》，得徐速书写长序，把他与苏曼殊、陆游的诗相比，推崇备至。迄今，力匡的名字，无疑已成香港文坛的长青记忆。
1958年力匡的脚步再度往南移，来到狮城。据闻他是由建国总理李光耀新闻秘书暨《南洋商报》总编李微尘引荐而来。力匡遗作中有篇写于1977年的诗歌悼念这位邀他前来的星洲伯乐。
目前看来，力匡写在新加坡的诗，似乎不比香港两诗集时那般深情浓郁。这很容易理解，写于1979年，新加坡独立建国14周年的《国庆日说往事》一文，反映了力匡从新移民，到成为新加坡共和国公民的心境转移：
“公民的意义，就是我可以购买政府的组屋，我用自己这些年的公积金，买了一层五房式，由1976年5月21日开始，我住在马林百列，是‘居者有其屋’的一员了……”
自称“与这新生共和国一同进步，一同改变”的力匡，购买了宽广廓落的五房式组屋，屋契99年，足以颐养天年！以前只懂华文的他，如今能说英语，能写英文，连马来文也有了一张Darjah Satu（第一级）文凭（笔者注：至少考获初级马来文是当时公务员就职的规定）。“一座政府花了430万（元）建成的国家图书馆就在附近，上个月，在NWC（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建议下，又加了80元的月薪……”
更重要的是，“公民”的另一意义，是可以在大选中投票，选出代议士，以组成政府。1976年某日，他与本地出生的太太一起把票放进投票箱。
以前在中国，力匡没投过票；在香港，作为专业人士的教师只能选市议会代表。（时至今日，香港仍然每年七一大游行，要求“普选”。）在新加坡，他能享受“公民”的权利——眼前的一切，让力匡感到心满意足，自然就没必要“为赋新辞强说愁”了。
作品有强烈的时代感
然而，尽管成为新加坡公民后的力匡或许不再是苏曼殊、陆游，30年来他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如作家前辈谢克在访问中指出，力匡除了在《蕉风》《新明日报》上发表作品，更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这两家对立竞争的报章成为“常客”，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为新马华文作者编写人名录的文史工作者马仑，曾三度简介力匡，并指出“从1958年至1991年，力匡虽然在新马发表了数千万言的文学作品，可惜未见有专集问世，”引为憾事。
笔者认为，力匡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更是要向今天说英语的政界主流，以及教育界的决策者和校长级的管理层，阐明以往的华文教育对新加坡的正面意义。
固然，在上世纪的冷战时代，教育界泾渭分明，华文教育、华校、华校生等都蒙上了一层“左派”“亲共”的黑色面纱。即使在笔者就读的母校——标榜“中英并重”的一所天主教中学，也曾有校友受英语源流人士质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但到了全国统一了教学用语的今时今日，作为“母语”一科的华文华语，却有必要受到尊重与维护。
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本地学校都在“入学评分”的人为制度下，限制就读“高级华文”（其实是基础华文）的人数。而政界主流也在检讨李光耀时代创设的“特选中学”，质疑其学生融入社会是否有困难（其实特选中学的教学用语主要也是英语）。
人们不知道，在以往的华校教师群体，在华文作家中，其实不乏视野广阔、心胸宽柔，并且情理兼备的杰出人士，如力匡。
学者诗人王润华博士曾形容力匡是“一个文学窄缝中的悲剧人物”，在左倾势力特别强大的当儿，以及后来由现代派独当一面的文坛中，力匡的才情都一直被人们忽略。
回顾力匡其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他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傲骨，更由于他关怀学生、奖掖后进的热忱，使得他不应被历史忘记。
力匡的诗文往往予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他有一则题为《心曲》的短篇小说，借一个叫“老宋”的知识分子之口，描述1950年4月某晚海南岛海口“解放军”进城的情景。市民惊悚颤栗的心跳，就以“谁在用指头（在家中的钢琴上）敲着单音的义勇军进行曲”传来的音响来描述。精彩极了，有如波兰斯基的电影镜头！
“……当那一天我又恢复了强健的翅膀／我再追逐于那花香日暖的理想，飞向更南的地方。”这是1952年《燕语》一诗的结句。
行文至此，请允许作者向曾经受教于力匡的新加坡作家烈浦（陈川强）说声感谢。去年年中当我打算撰写本文时，蒙他惠赠一本他与同学莫河（黄昌虎）合编的《力匡散文诗歌遗作集》（2003年出版，锡山文艺，已故作家丛书之五）。本文中所引力匡作品，大都出于此书。
再说一遍：新加坡应有力匡研究！
不难想象，1999年当本地建筑史大学讲师赖启健英译编整由玛戈原著的《马来亚艺术简史》出版时，心情是何等兴奋。他发现原来华校校长中，竟有这么一位博学多才的艺术史家！
也记得《杏影——他不会寂寞》出版时，学者诗人廖建裕撰文介绍，这位华文报报人原来日本文学、英国文学都造诣很深。
读者诸君，你说，我们应该让力匡永远寂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