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端芬镇南洋村

广东台山端芬镇是200年前最先串联新加坡和中国两地的地方，本地迄今保留的两口19世纪铜钟就是端芬镇梅氏人士捐赠的。端芬镇虽然不像广州城那么霸气，但镇上有十多个“南洋村”，可能是中国最密集的南洋村落。

吾土吾城

博物馆义务导览员

吾城开埠近200年，东西文化景观层峦叠翠。这是养育我们的土地，是我们深深眷恋的家园。

早年的广东华工曾经流行过这首歌谣：“目下难糊口，造化睇未透。唔信这样到白头，只因眼前命不偶。运气凑，世界还在后。转过几年富且厚，凭时置业起洋楼。”

桑梓情深，落叶归根。清末民初的华人沿着海上丝路，行舟3000里来到新加坡，然后循着相同的海路回归。在家乡建屋终老，是一些先民在外地奔波一生后回归初衷的选择。

我无缘乘坐俗称“大眼鸡”的广东船，在茫茫大海中扬帆一个月，感受先民踏浪回乡的心情。四个小时腾云驾雾飞抵广州后，再“滴滴行车”，去到200年前最先串联新中两地现代史的台山端芬镇（端芬乡已经发展为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城乡掀起兴建中西合璧的侨乡建筑的高潮，形成独具特色的华侨历史文化的风景线。

广州的旧城区如曾经风光繁华的西关，还可见到百年前兴建的骑楼建筑和文艺复兴式的立面装饰。这类风格的老建筑在新加坡多处可见，骑楼更是两百年前莱佛士规划下的独特南洋景观。回家的原乡人顺道把南洋文化带回来，正好为路人遮阳挡雨。

端芬镇虽然不像广州城那么霸气，但镇上有十多个“南洋村”，可能是中国最密集的南洋村落。其中，大同河畔如意路的梅家大院便是由梅氏族人出资兴建的——80多年前，在海外发迹的梅氏殷商回到故里大兴土木，建了百余幢两三层楼的排屋，有希腊柱式、拱门、山花、阳台等，打造了当地独树一帜的南洋风。

我在镇上遇到卖豆花“不好吃，不收钱”的小梅。据他说，如今还有一些梅姓人士在梅家大院居住，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站在大院的中央广场环顾四周，时光迅速倒流。南洋村落成的日子何等风光，大眼鸡在水边墟市靠岸，忙碌喧嚣声中承载着一船船的江门五邑人士和货物航向广海，续程更遥远的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梅家大院保留着德信联、益信联、荣兴堂等银楼商号，我仿佛看到大清早，妇孺老幼聚集在骑楼下，等候海外寄来的家用。靠近赤道的另一端，广东华工聚集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的钧沅银信局，或附近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余仁生和安昌金铺汇庄的骑楼下，将血汗钱汇到家眷手中。

乡下人也许一辈子都无缘见过陌生的新加坡骑楼，却切切实实的在当地熟悉的骑楼感受到银信的温馨！

那个年代的广东华侨汇款占了全中国侨汇的八成以上，弥补了战乱时期的经济缺口。而今“下南洋”“银信局”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梅家大院斑驳的外墙，几乎凝固的旧时光，为过去奋斗的岁月保留了两地共同的记忆。

随着莱佛士船队登陆的木匠曹亚志可能是第一位抵达新加坡的端芬乡人士。由于殖民地的文献中没有提到这个人物，使到曹亚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被认为可能是个虚构的人物。

按照常理，曹亚志只是个船队中的小人物，东印度公司的文献没有提起名不经传的华人不足为奇。

日后一些民间资料指出曹亚志是一名义兴公司（世俗眼中的私会党）的领袖，在吉隆坡赴“鸿门宴”时喝了毒酒身亡，灵柩运回新加坡青山亭下葬等，都充满传奇性。

广惠肇碧山亭的第三亭有一个迁葬的墓碑，刻着“曹公讳志之墓”，立碑日期为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推测为曹亚志之墓。

曹亚志所创立的曹家馆（1819年）是本地第一家血缘组织，跟广福古庙一样设在劳明达街。劳明达街是牛车水以外另一个广东人聚居的社区，广东人在这里从事锯木业、皮革加工和制造砖瓦等。

客旅重洋，互助为先是早年的宗乡社团最原始的动力。从广东台山前来谋生的乡亲有不同的姓氏，不可能全都加入曹家馆。1822年，台山的乡亲们成立了新加坡第一家宗乡会馆“宁阳会馆”，可见前来新加坡谋生的人士正在陆续增加。

台山人是出了名的“泥水匠”，曾参与早期新加坡和柔佛新山的货仓、住屋和皇宫等建筑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中国江门地区许多大楼还是依赖着台山人独特的“鲁班”技艺建设起来的。

台山端芬地区是广东梅氏的主要聚居地，相信在19世纪有不少梅氏族人来到新加坡。

例如1848年有42名梅氏族人捐款重修宁阳会馆；海唇福德祠和广福古庙重修时，梅骚和、梅南乐等人都出任大总理；梅南瑞和梅湛轩在广惠肇碧山亭买坟山建庙宇；梅端成跨方言帮派，捐出地皮重修福建人的顺天宫；1880年成立梅汝南堂，为梅姓人士提供活动场所等。

日军南侵时，梅汝南堂的总理兼广惠肇留医院义务司理梅启康因担任筹赈会要职被日军带走。梅启康坚决不供出筹赈会的主要负责人，被宪兵用剑在背上划个十字，后来在囚禁室沤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