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商学院的 讲师教授

华校倩影

退休教师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华文学校曾是吾城一道美丽风景。如今景虽消逝，倩影犹在。

在报章上常读到学生们缅怀他们南大的讲师教授，但都是文学院的，怎么没有理学院及商学院的呢？难道理学院及商学院就没有值得怀念的好讲师教授吗？当然不是啦！就让我回忆当年教过我的讲师教授们吧。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电脑中心的讲师们。电脑中心自成一格，不隶属于理学院或商学院，但他们的课，理学院及商学院的学生都可选修。我在二年级时选修了Fortran及其应用，三年级时选修了Cobol及其应用，以及运筹学在电脑上的应用，对许乐斯及张浩棠两位讲师十分感激。

上电脑课最麻烦的不是上课而是作业。作业验证可行与否，便需要电脑操作。那时的电脑真不是普通的大，哪想到如今的电脑可以小到这个样子？要完成作业，先得写出电脑程序，然后交由打字员在卡片上“打”出一个一个洞，这样的卡片可从十几张到几百张不等。拿着这些打了洞的卡片，才可以到电脑室由电脑操作结果。有时太多人要求“打洞”，负责“打洞”的小姐应接不暇，有些学生便自己“打洞”，唉，真的是要多麻烦就有多麻烦。但，为了功课，为了成绩，大家都勉为其难地天天往建国堂跑，因为电脑中心在建国堂。

至于讲师，许乐斯博士自然德高望重，因为他是电脑中心的主任，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张浩棠，也许因为他教了我两门课，尤其运筹学在电脑方面的应用这一科。

Fortran和Cobol只是电脑语言，较一般，对我们也没什么难度。运筹学就不同了，但由于我们工管系学生上的其中一门课，生产管理，当中有一章节也是运筹学，所以比起其他学生如理学院的学生来说，稍占上风。张教授来自美国，上课时风趣幽默，常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他身体有点小缺陷，就是走路时脚有点跛，他常自嘲就是因为这样，在美国时能逃过服兵役，才因此逃过一劫，要不，可能就要战死沙场了。

至于商学院的讲师教授们，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蔡梅薌了。为什么，因为她是我在南大三年里唯一让我不及格的讲师。一年级主修科目包括她教的“管理与组织原理”，全程英语教学，考试作答也必须用英文，这可难倒了我这名不折不扣的华校生。这一次考试不及格，幸亏还可以补考。整个假期就在战战兢兢中度过，还好补考勉强过关，要不然三年后就无法毕业了。因为管理学是主要科，及格了二年级三年级才可选读市场学。这样，我能不对她“印象”深刻吗？

另一名印象深刻的是一年级选修课社会学的戴庆龄讲师。其实她的课蛮有趣的，讲解也生动，只是她给我们的作业是要作实地考察。我与同伴被分配到波东巴西实地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政府那么生气。孤陋寡闻的我后来才知道那儿原是菜地，政府要收回土地另作发展，一夜之间他们就要失去原本赖以维生的土地，能不生气吗？第一次去到那么“乡土”的地方，还要嗅吸不断发出的“怨气”，不习惯可想而知。

二年级的主修课“生产管理”庄学萁助理教授也是要我们到一家工厂了解他们的生产过程。我又不认识什么做生意或开工厂的人，真是苦差啊！

其他印象深刻的讲师包括二年级教导工商法的陈序传大律师及三年级教导生产管理2的胡春宵讲师。只因他们都是兼职讲师，所以上课时间都安排在正常上课时间之外，一个在星期六下午，一个在星期日晚上。当其他同学包括我的室友在星期五上完课后都开开心心地回家，而我们，却只能在星期六傍晚上完课后才可以回家，而在星期日下午又得匆匆赶回校园（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大宿舍）。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逃课，因为他们的课精彩有料，不是泛泛之谈。

其实羡慕文学院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与讲师间的关系融洽，常常上门与讲师教授们欢聚话家常。这在我们商学院来说，好像很不可思议。

我在南大三年，只有在第一年时有机会到讲师家拜访。第一次是到教导我们经济学的张秋林副教授的家，他让我们分批到他宿舍讨论小组研讨的事。第二次是到教导我们体育的“金手指”的家。我一向身体不好，上体育课对我来说可是苦差事，一年级还要参加什么越野赛跑，怎行呢？“金手指”叫我找医生证明我不适合参加越野赛跑。于是拿着医生证明书去宿舍找他。可之后就传出我常去找“金手指”的谣言。从此之后，我便与教我的讲师教授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会去他们的宿舍找他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我也知道，也许某些同学是因为某种关系得到好成绩，但我不是。我就曾听说有女同学在迎新舞会与讲师共舞后收到讲师赠送的礼物，但那是别人的事，我管那么多干吗呢？

至于其他如一年级教数学的陈四庆讲师，教会计原理的杨添盛讲师；二年级教成本会计的黄宏壮讲师，教银行财务的伍福享副教授；三年级教人事与工业关系的张永瑜讲师，因为印象不深刻，也就不多谈了。

三年大学生涯转眼即过，如今事隔多年，也不知这些讲师教授们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