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在一个同乡前辈的介绍下,到一所乡村华文小学教书,那时是1962年1月。
那所小学不是政府办的,只是接受政府辅助,所以我没有机会于同年进入师资训练学院,必须先执教一年后,才获准入院受训。
翌年1月,我与三名同事一起进入师资训练学院,开始为期三年半工读的职业生涯。根据教育部规定,受训学员每星期必须到学院上三个上午或下午的课。一整天奔波,又教书又受训的忙碌生活,身心难免感觉疲累,但在那个“毕业即失业”的时代,能觅得一份工作已算幸运,谁还敢发出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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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我在一个同乡前辈的介绍下,到一所乡村华文小学教书,那时是1962年1月。
那所小学不是政府办的,只是接受政府辅助,所以我没有机会于同年进入师资训练学院,必须先执教一年后,才获准入院受训。
翌年1月,我与三名同事一起进入师资训练学院,开始为期三年半工读的职业生涯。根据教育部规定,受训学员每星期必须到学院上三个上午或下午的课。一整天奔波,又教书又受训的忙碌生活,身心难免感觉疲累,但在那个“毕业即失业”的时代,能觅得一份工作已算幸运,谁还敢发出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