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以来，本岛七次发掘出土约250枚以上的中国唐、宋铜钱。今天当我们谈论“一带一路”的愿景时，早在800年前，古代的新加坡早已经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交通与商业枢纽。
很难想象，在现代繁荣与高楼林立的新加坡河岸，地底竟然发掘了中国宋代铸造的铜钱。更有趣是，这些铜钱是新加坡开埠前流通的货币。其实，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代，中国铜钱曾流通于亚洲各大港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铜钱在东亚及东南亚各地流通与普及的情况，不亚于今日的国际货币——美元。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历史上一度曾以中国铜钱作为其法定货币。铜钱是中国古代的主流货币，北宋时由于经济发达，铸币量激增。随着海上贸易的勃兴，铸造精良的铜钱，成为各地广受欢迎的交易媒介。
出土中国古代铜钱
无论是文献或考古发掘研究都显示，扼东西交通咽喉的新加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自公元13世纪，逐渐成为商舶辐辏的转口港。古新加坡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献里分别被称为“凌牙门”（南宋），“龙牙门”及“单马锡”（元朝）。早于1822年，第二任驻扎官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urd）在福康宁山上的古代建筑遗址，曾发现相当数量的中国铜钱，有北宋真宗（998－1022）、仁宗（1023－1063）与神宗（1068－1085）时代所铸的钱币。这些钱币后来送回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院收藏。
1988年10月，国家博物院在福康宁山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出土16枚唐、宋时代的铜币。福康宁山的考古发掘始于1984年，最初是在山上各处进行试掘。经勘查，在东北部靠近马来陵墓的地底，存有未经扰乱的14世纪文化土层。此外1926年时，山上也曾发掘出古代金饰的窖藏。福康宁山出土的铜钱，有些钱币穿孔中尚残存着用来串钱的麻绳。中国古代称串系铜钱的麻绳为“缗”，如“一缗钱”（也称一贯，相当于一千个铜钱）。
1994年，位于桥北路的新加坡河畔（俗称水仙门）地段兴建新国会大厦，当时国家博物院赶在大厦兴建前，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结果发掘出大量的古代遗物，包括129枚的中国铜钱，以及一枚古锡兰铜币。有趣的是，遗址内同时出土一把中国（宋元时代）铜锁。铜钱与铜锁，使人产生货币流通的联想与遐思。
发现元代八思巴文铜钱
2003年底，位于桥北路的圣安德烈教堂宣布进行扩建。考古工作者争取在扩建前，进行考古发掘，亦出土不少中国铜钱。令人瞩目的是，其中一枚元代的蒙文（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当十钱（所谓当十钱，即一枚可以充作十枚小钱使用的大钱）。这是本地考古第一次出土元代铜钱。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大通宝”（小平钱）与“大元通宝”（当十钱）铸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元代钱币的出土，说明这一遗址出土的两宋铜钱，流通年代的下限，应不早于14世纪初。《元史·武宗本纪》载：“命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表明元代时，两宋或更早前的铸币，可以在市面上与当朝铜钱合法流通。
蒙元灭宋统一中国后，最初并无开铸铜钱，反而是积极推行纸币——“中统钞”与“至元钞”。元廷在至大年间（1308－1311）与至正年间（1340－1368）下令铸钱。然而终元一代，铸钱量远少于两宋，这与政府鼓励推行纸币流通有密切关系。
南宋最后一次铸币是宋度宗咸淳元年间（1265-1271）的“咸淳通宝”，元武宗开铸，距咸淳钱的铸造，已相隔39年。“至大通宝”与“大元通宝”从下令铸造到罢行使用，前后区区一年又四个月，因此“大元通宝”的铸量有限。
南部海域 出水沉船文物
除了陆地考古发掘所获，1983年，一名水道测量员在新加坡海峡南部水域（莱佛士灯塔附近），打捞出好些宋元陶瓷器、铜钱等文物。打捞者将一部分文物送交国家博物院，其中宋代铜钱多达2000枚。从出水的陶瓷与铜钱数量推测，文物可能是来自附近海域的古代沉船。（1975年，韩国南部新安郡海域曾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船内出水中国铜钱多达28吨，共300多万枚，且以宋代铜钱居多。）
1988年以来，本岛七次的考古发掘，出土约250枚以上的中国唐、宋铜钱。出土地点集中在新加坡河口沿岸及福康宁山。这些出土的铜钱，看起来并非有意窖藏，应是某种因素散落，遗留在地面。铜钱的年号最早从唐代的“开元通宝”到南宋的“咸淳元宝”，亦是北宋钱居多，这与东南亚各地出土中国铜钱的情况相同。蒙文“大元通宝”当十钱的出土，则反映14世纪，宋代铜钱在本地的流通量应该比较大，间中才有参杂元朝铸币的机率。
出土宋元铜钱的意义
中国铸币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商品交换媒介，钱币的形制，从上古的刀布，到秦始王统一货币，才固定于圆形方孔。钱文则从秦汉以来的半两、五铢纪重，演变为唐宋元明清的年号通宝钱。汉唐以来，形成以中国方孔圆形的东方铸币体系，无论是铸造技术或货币制度，影响周边许多国家，以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及东南亚的越南尤为明显。
宋代时中国城市人口激增，经济发展比前代更为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量提高。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促成对外贸易空前发达。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有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处，中外贸易的国家，除了东亚地区，范围西达波斯湾，南至东南亚各地。出口商品种类除了著名的丝绸、陶瓷外，其他各种商品竟达400种以上。实际上，宋元时代海上贸易，朝廷一再规定禁止铜钱出口。但是由于海外对铜钱的需求巨大，且南海诸国与中国舶商贸易时，货品非铜钱不售，铜钱因此大量外泄，后来还导致国内出现钱荒。
两年前，国家文物局趁着维多利亚纪念堂重修，展开规模更大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陶瓷、铜钱及其他文物，无论是数量与种类，远比前些年的收获来得丰富，证明宋、元时代，新、中海上贸易方兴未艾。至于新加坡海峡打捞所得的宋代铜钱，从一起出水的元代陶瓷等文物，也说明新加坡海峡在13至14世纪时，是中国商舶熟知与必经的航道。
温故知新，今天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愿景时，或许不应该忘了早在800年前，古代的新加坡早已经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交通与商业枢纽。
（作者曾以考古义工身份，参与上述部分考古发掘与发掘后的文物整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