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文化对话 记1998年早报75周年的文化盛宴

在联合早报的周年庆典活动中,或许是1998年75周年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规模最大,影响最深。那年的活动,邀请到四位国际级的大师杜维明、余秋雨、高希均与陈瑞献,分别从文化、哲学、经济和艺术的角度,各发表专题演讲,并做一场跨世纪、跨地区、跨学科的交流。

联合早报庆祝95周年报庆,举办盛大的第一届早报文学节,邀请了来自中港台马新18位作家,进行为期6天的10场活动。大批作家聚首狮城,可说是盛况空前;而且定位为第一届,显然是有信心、有决心在来年继续举办,发挥新加坡的光和力,推动华文文学发展。

联合早报的周年庆典活动,一向是带领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指标。在早期的活动中,或许是1998年75周年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值得一记。

那年的庆典活动,邀请到四位国际级的大师,分别从文化、哲学、经济和艺术的角度,各发表一场专题演讲,然后又同聚台上,做一场跨世纪、跨地区、跨学科的交流。在1998年6月20-21日风雨交加的一个周末,在新达城的宴会大厅,前后进行了四场讲座和一场对话论坛,每一场来了1200位观众,几乎座无虚席,是个相当令人感动和震撼的场面。

那场大师讲座活动,早报方面细心筹划,从邀请主讲人到确定讲题时间地点,历时半年。这文化盛典最大的“卖点”,当然是四位大师级的主讲人:包括来自上海的余秋雨,来自哈佛的杜维明,来自台北的高希均,以及新加坡多元艺术家陈瑞献,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

陈瑞献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大师,一向是以艺术创作作品与公众沟通,却从来不做公开演讲,特别让人期待。他的参与还有一段内幕。当初筹委会原要邀请国内另一位艺术大师郭宝崑主讲,只是当时宝崑身体已经发生状况,自觉无法担当,因而出面说服好友陈瑞献出山,瑞献也慨然答应。宝崑则同意退而担任主持人,和我各主持两场讲座。只不过在确定主持人工作的最后时际,宝崑觉得身体状况不稳定,最后决定由我独自承担一天半所有五场讲座和对话会的主持工作。如此重任,不在原来计划之中,幸而最后顺利完成任务,总算不负所托,也让我在第一线参与并见证这场跨世纪的文化盛宴。

该是那四位大师的号召力吧,1998年6月的那场论坛,在5月底宣布开始报名之后,反应热烈,原来只能排上1000个位子的宴会厅,在加添200个座位后宣布停止报名。6月20日中午,在热带滂沱大雨中,涌进了1200位观众,并且在接下来第二天全天四场讲座和论坛活动,保持座无虚席的纪录。

  二

在主办单位的开场白和主持人的介绍之后,第一位开讲的是文化学者余秋雨。他在80年代前后发表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部散文集,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当代第一散文大师,曾多次来新加坡访问演讲,是本地熟悉的文化偶像。

余秋雨主讲的题目是:“第四座桥”。他指出过去这几百年来,中华文化主要是通过三座桥梁与世界沟通的:第一是经典学理之桥;第二是器物名艺之桥;第三是文化信息之桥。他觉得这三座桥都有其局限性,“无关中华文化的本原形态”,所以他建议要拓展第四座桥,“即以中华文化为基元而又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艺术创作之桥”, 使中华文化成为“无可争议的当代国际典范”。他对21世纪中华文化的期待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重新找回中华文化已经失落多年的尊严?在检讨近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场景之后,他的结论是,在今天,我们所期望的“桥梁式人物”还没有出现,而如此人物无法培养,“我们只能等待。”

在随后的问答交流时段,不少问题集中在余秋雨这段沉重而略为悲观的结论:我们只能等待“桥梁式人物”的出现。我在做总结是这么说的:作为当代文化知识分子,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是做一座桥梁。桥梁要经过踩踏,才能发生作用,我们都要能经得起踩踏,等待桥梁式的人物出现。(现在回想起来,建桥的责任太沉重了;我的意思应该是做一块砖,一片石,只能希望为建造这座桥尽一分力。)

第二场讲座是陈瑞献的“西方因开悟走近东方”。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追求东方精神文明的一场心灵革命,他称之为“开悟”的心感状态,是一场“静默的革命”,至今仍在继续之中。在一小时的演讲中,他引经据典,从东西方哲学,宗教经典,以及心理学各个层面,分析经由“开悟”而认识自己、认识人生、认识宇宙的理论和实践。在问答时间,他也分享了他自身的“顶峰经验”,强调开悟的人是经历身心大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而成为得到自由心的革命者。他的演说,游移于科学和玄学之间,带有不少神秘主义的色彩。在问答时间,问题也集中在他强调的“顶峰经验”。

在总结时,我是这么说的:瑞献的论文,有科学,也有玄学;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到最后,东方和西方也相结合。我建议,“西方因开悟走向东方”,应该改成“西方和东方因开悟而走向彼此” 。

第二天上午的讲座,第一场是来自台湾的经济学者高希均谈“从经济与文化面透视亚洲成长与波折”。老友希均是台湾《远见》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创办人,多年来在台湾传播进步观念,是极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自称在三位文化学者面前是“少数民族”,但是愿意做场文化和经济的对话。他赞扬主办单位在当时金融风暴氛围中,还能关注更为根本的文化课题,极具远见。作为经济学者,他强调要从经济的基本面和实质面来讨论解决发展,但同时也指出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他也以此分析东亚各国对应此次经济风暴的得与失,特别强调开放社会和开发心灵的重要,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问答的环节时,高希均提到百年前五四运动创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遗憾当时忽略了“经济”(economics)和“教育”(education),两位“E先生”,耽搁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在总结时笑指他的“大男人主义”倾向。我说德先生的后面应该是“E小姐”,赛先生后面应该是位“E女士”,“因为民主的背后要有教育,科学的背后要有经济为基础,这样的话,两对佳偶可以更圆满的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社会”。

第四位出场的杜维明,也是老友,在80年代曾多次访新,协助推动“儒家伦理课程”。他经常接受媒体访问,做公开演讲,在四位主讲人中,他应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公众人物。他的讲座题目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杜维明点出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夹击下,人类面对生态失衡以及社群解体的危机。不过他也强调,一般人认为是对立的,譬如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群体,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其实在对立面之下还有辩证的互动,可以在矛盾中找到结合点,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坚信,文化中国和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提供丰沛的资源,使得现代人能积极面对现代社会的诸种挑战。这也是他对每一位他所称的“公众智识分子”(杜氏用语)的期望,期望大家共同努力提升社会的人文文化层次。

  三

6月21日下午最后一场联席对话,让几位主讲嘉宾和讲座主持人,并坐台上,彼此互动对话,也答复现场观众的问题,将一天半的论坛推向高潮。

首先主持人请三位在场嘉宾发言(当天陈瑞献因事不能参加),一方面申述自己的主要讲座内容,另方面也对其他主讲人的观点,做出反应。三位主讲人发言之后,开放邀请观众发问,有的当场发言,更多的是以纸条方式,书面提问,由主持人提交相关主讲贵宾答复。基本上,各方提到最多的还是余秋雨的“第四座桥”,陈瑞献的“顶峰经验”,高希均的“中华经济圈”,以及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当然,既然是跨世纪的对话,大家也关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前景,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除此之外,更关心的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前途。不少与会者指出,在多元的新加坡社会,语言、宗教、文化仍然是敏感课题,而多年来在双语教育政策下,却带来英语独大,华文没落,甚至于断层,我们还能奢谈文化创造和第四座桥?

我在回应中指出,新加坡华族社群的这种强烈的无力和挫折感,代表一种集体的焦虑(collective anxiety),其实如此心态不是新加坡华族人士所独有。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其他族群,在世纪末的反省检讨之余,也不免有同样的焦虑。在挫折和焦虑之余,我们这两天的交流,是把新加坡和中华文化圈的各地文化精英、文化资源连接在一起。新加坡本身的文化土壤比较贫瘠,我们需要从外面吸取养分,施肥灌溉,努力耕耘,还是可以开辟我们的园地。

在对话中,我特地邀请静坐台下的郭宝崑发言。对于新加坡作为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位,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另有一番见解。他指出,我们位处好几个大文化圈的外围:除了中华文化圈之外,还有印度文化圈,马来文化圈,以及欧美文化圈。新加坡是个融汇中心,是边缘碰撞的地方。我们能不能以新加坡为主体来考虑问题,而不要以中华文化圈的边陲来考虑?我们是好几个文明的汇聚点,也可以是很多文化的边缘区。“在探讨未来世纪世界文化怎样融汇、碰撞的问题上,新加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试验区。”

故友宝崑分析问题的高度和远见,令人敬佩,也令人怀念。

在最后总结时,我提出两点:第一、21世纪的中华文化、新加坡文化、世界文化,都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开放多元;不能有排他性、争霸性。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必定要走向世界,同时我们也希望世界走向中华;我们希望最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个融合的21世纪。第二、新加坡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也是其他文化圈的一分子。我们在挫折焦虑之余,还要反省努力,在逆境中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提供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参与。多年来大家在焦虑之下,还是努力保留了一线生机。在座的一千多位听众,只要每个人都从这两天的讨论中得到一些启发,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种子,把这一丝感受感动再扩散出去。我结论说,整体而言,环境是有限度的,但是前景不必悲观。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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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收录四场讲座和一场对话论坛全文。

1998年6月早报的这场文化盛宴,从5月下旬宣布讲座计划,介绍并专访主讲人,预告内容,然后开始报名,到6月下旬两天论坛前后到达高潮。论坛之后,连续几个星期早报持续刊载专家和读者的反馈,将“二度传播”效用发挥尽致。这场文化盛会,也引起英校背景人士和友族同胞的关注,甚至对这个大规模的活动产生疑虑,认为具有华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如此论调声音不小,在8月的国会会期中,为了平息如此论调,官委议员莱伊提出动议,促请国会重新肯定开国先驱建立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文和社会的原则。另一位官委议员张齐娥即时附议,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讲座为例,指出如此活动是一种文化学术的交流,华族族群追索自己的根源,不应该被视为沙文主义的复苏。(联合早报,1998.08.07)

一个月之后,我也借着年度“讲华语运动”开幕机会,接受早报专访,强调在双语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不会成为华文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中华文化感到自豪,却不自认优越;他们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而不以优越感,对待其他种族的文化。(联合早报,1998.09.26) 到了第二年3月,在华初的一场研讨会中,我在研讨会总结时,再次呼吁华文知识分子可以在21世纪,在新加坡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下建立桥梁、跨越时代、文化、语言及国界。(联合早报,1999.03.01)

到了1999年9月,早报依照原计划,将1998年“跨世纪的文化对话”的演讲全文和问答录结集成书,同时在早报再度刊登部分篇章内容,回顾一年前的文化盛宴。时任早报总编辑的林任君在序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让后人借它寻访这一代人的思想轨迹,回顾他们在新旧世纪之交,对文化价值,生命意义,心灵感悟进行探索时所留下的遗产,结下的因缘。”

而在20年后,这篇文章回顾当年“文化盛宴”的场景,也是要让这一代人知道,当年我们也曾努力过;而这样的努力,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继续下去。可喜的是,当年主讲的几位大师(以及参与盛事的主持人),虽然都已年逾古稀,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走在文化苦旅的路途上,发光发热。

我们也欣喜20年后,早报继续以文学盛会,延续推展华文文学文化的使命。在此恭喜也预祝第一届早报文学节圆满成功。

(注:本文内容部分采用自《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联合早报编,1999,联合早报/联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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