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聪：圣淘沙的前世今生

圣淘沙岛上，原本有个华人聚落叫杨家村，乡民祖先来自福建漳州东山岛的康美乡。

除了闽南人，圣淘沙岛上的华人，还有来自海南岛的王姓族群。

特金会的举行，使到我国南部第一大岛圣淘沙岛，瞬间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圣淘沙已经发展成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绝后岛自改名圣淘沙后，全力推动观光事业，为国家的旅游业与外汇立下汗马功劳。

1970年，新加坡宪报号外公布，绝后岛从当年9月14日起，将改名为“圣淘沙”。圣淘沙岛在1970年代以前除了被称为绝后岛，还直接以音译称写为“勿拉干吗底”。19世纪末，《叻报》上的写法则是“勿剌港马底”。无论哪一种写法，皆是源自古老的马来语地名Blakan Mati。Blakan是后面的意思，Mati则是指死亡。

早在1604年，葡萄牙人De Eredia绘制马来半岛南端地图上，便在新加坡海峡以南标示出blacanmati之地名，说明Blakan Mati是个极为古老的地名。

开埠初期，1824年James Franklins上尉在其绘制的地图，在圣淘沙岛标上Balakan Mati一名。日后虽然出现一些稍有不同的拼法，但依然不离原意。

关于绝后岛一名的由来，历史上众说纷纭，如今似乎已经无法完全说明白。1847年英国医生Robert Little曾经到岛上考察热病医疗。这位医生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记录，岛上住有武吉斯人、华人和一些囚犯（原来在讯号站工作）。由于热症肆虐，岛上东北角一个叫Ayer Bandera的甘榜，原本住着18个华人，后来有12人得了热症病逝。其余的华人皆因恐惧生病而回来本岛。

Robert Little在南部其他岛屿考察时，岛上的武吉斯人都会告诉他，如果要了解热病最好到绝后岛去，并强调这些武吉斯家庭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有因热症埋骨于绝后岛的案例。

介于圣淘沙、布拉尼岛（Pulau Brani）与本岛的水道，水深而狭窄，是一处得天独厚的良港。开埠初期，圣淘沙最初曾作为新加坡海港入口处的讯号站，殖民地政府在岛上的高地（Bukit Serapong）上，派驻负责引航的讯号员（signal staff），直到1845年讯号站才迁往直落布兰雅山。

与此同时，垄断英国航运的半岛及东方航运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 Co.）将其业务扩展到远东的锡兰、槟榔屿、香港及新加坡来。为了解决淡水与煤炭的供应链，公司向柔佛天孟公买下花柏山麓以南的地段，建造港口设施。这个港口最初被称为新港（New Harbour），也就是日后全球最繁忙的海港之一岌巴海港（Keppel Harbour）。

1849年，约翰汤申（J.T.Thomson）测绘介于圣淘沙、布拉尼岛及本岛南端石叻路（Silat Road）之间的新海港地形图。汤申绘制的地图包含今天圣淘沙岛北面的详细地文。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新加坡海港遂成为东西交通枢纽。

1824年英、荷两国签订条约，划分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然而英国对外来势力始终抱有戒心，因此除了积极投入自由港的建设，殖民地政府对于新加坡防卫与驻军，有一定的战略部署。

自1887年，英国皇家炮兵团便进驻绝后岛。长期以来英军在圣淘沙筑有军事设施，包括我们熟知的西罗索炮台（Fort Siloso）。早年西罗索炮台实弹演习时，岛上另一侧高地Bukit Serapong会升起红色旗帜，提醒周围的船舶，远离炮弹射程。种种的防卫设施，完全出于保卫新加坡南部海港的苦心。最终没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马来半岛南下。建国后，英军于1967年8月，完全撤出圣淘沙，改由新加坡军团进驻岛上。

1970年，南洋大学历史系学生，曾经到圣淘沙岛上进行华族村史调查，完成调查后还发表一份“绝后岛华族村史调查报告”。

这份村史调查记录圣淘沙岛上，原本有个华人聚落叫杨家村，乡民祖先来自福建漳州东山岛的康美乡。东山岛的地理位置与诏安县遥对，然而由于土地贫瘠，晚清以来生活困苦，因此许多乡民便出洋谋生。除了闽南人，绝后岛上的华人，还有来自海南岛的王姓族群，不过人数相对杨氏族群少。

调查报告引述1965年新加坡杨氏总会出版的《杨氏族谱》内的记载：康美乡杨氏十五世孙杨汝公，道光十五年（1835年）间，梯航南来星洲，就佣于“勿拉江吗底”兵营，胼手砥足，开辟勿拉江吗底，康美乡宗人相率南来勿拉江吗底佣工，遂家焉。后嗣繁衍，俱业改岛来往星洲船务，已以为星洲公民，而以勿拉江吗底为第一故乡矣。（1835年英军尚未在岛上建造军营，估计此说法是乡民在回忆炮兵团进驻后的情况。）

根据岛上的杨氏村民回忆，早在英军移入绝后岛前，已经有康美乡的同乡，服务于直落亚逸的炮台基地。当直落亚逸炮台基地迁移到绝后岛，由于英军觉得他们对工作熟悉，就一并雇佣到绝后岛来。后来杨氏族人回乡时，把讯息传回康美乡。因此，杨氏族群出洋时，便直接到绝后岛找生计。

据当年接受口述历史访问的乡民透露，他们早年基本上从事两种工作，一是在英军基地当劳工，再是划舢舨。早年杨家村的头人承包英军的工作，主要是搬运与卫生工作。工资每月20元左右，由于工资比当英军书记还优厚，造成杨家村居民愿意从事劳务。至于海南人则大多直接受雇于军部，担任军厨及其他任务。

另外，由于家乡地理位置的关系，杨氏族人也善于划船，又多一项选择，划舢舨载送军队物资及其家眷。据当年的调查记录，他们的舢舨皆购自红灯码头，每艘舢舨的价格约八至十元，且都是二手的。

当年来往绝后岛的水道主要有三条，分别是从绝后岛到七号码头，绝后岛到布拉尼岛，绝后岛到红灯码头。这三条航线上有许多外姓与外族的舢舨业者竞争，1922年时，曾引起纠纷与冲突。后来经政府调解，划分利益范围。杨家村人取得来往绝后岛至七号码头的控制权，外姓人则被移到红灯码头。从七号码头到绝后岛的收费费是两角钱，人数超过四人时则每人加五分钱。有时还会被英军雇佣去载送军火及眷属，甚至是被雇去协助夜间演习，无形中收入又有所增加。

杨家村乡民与岛上其他民族相处融洽，华巫语言互通。且华巫婚娶庆贺，皆互相宴请。社群实行村长制，纠纷皆由村长排解，治安甚为良好。康美乡人也将家乡的神明马舍人公分灵岛上，每年九月十四日神诞，乡民祭祀、演戏酬神，凝聚与团结族群。战前岛上华人开设一所华校叫新华学校，可惜学生不多。战后政府开设勿拉干吗底混合学校，部分学生来自对岸的布拉尼岛，学生人数约400人。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混合学校学生人数日增，强化多元的价值观。

多年前笔者曾觅得一份1921年的民间契约，此乃布拉尼岛上一户杨姓遗孀郑氏将先生遗下的杂货店，顶让他人经营的合同。白纸黑字，透露不单是绝后岛，就连对岸的布拉尼岛也是杨氏家族的聚居地。

说来也巧合，圣淘沙对岸的直落布兰雅，有两处古迹与杨氏族群有关，一是万寿山观音堂，其地皮是由殷商杨鸿泰的妻子陈玉合于光绪六年（1880年）捐献的。1892年时，杨鸿泰还捐银600元予庙宇的修缮。杨家是移民自马六甲的侨生，然而万寿山观音堂的理事却为海南人王元德，足见是个跨籍贯的庙宇。

另一处是杨氏协源山，地也是由陈玉合于1899年捐出的，用作福建杨氏的公冢。多年前在市区的实坦利街，发现一块石碑，此石乃是协源山的开山叙事碑刻，不知何时流落在外。后来此碑送回杨氏协源山安置。据当年作乡村调查的口述历史，绝后岛上的居民如果去世，通常都葬于石叻门的协源山。只有在日治时期，由于禁止出入，岛上居民过世，只好埋葬于马来坟场外。

1969年，政府决定将绝后岛发展为旅游胜地。军团撤出后，杨家村居民亦逐渐迁居本岛，据说有些村民转而任职于港务局。

几年在新恒山亭迁葬墓群之中发现一方“四知堂公司墓”墓志，此方石碑没有题上年款或立碑人名字。四知堂是杨氏堂号，此碑虽无年款，但年代应该与墓葬群周围之墓碑年代相近，推测是第一代本地华人移民墓志。此墓应是作为杨氏族群的总坟或无名先人之义冢。本文虽无佐证说明此碑与康美乡杨氏有关，但也间接证明华南地区杨氏族群下南洋的年代甚早。从绝后岛杨家村、杨氏协源山公冢到万寿山观音堂，杨氏族群在本地华社发展史，应记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