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崇文阁

崇文阁虽然不是学校，却是早期华社开始重视文教的起步，可说是移民族群“文化觉醒”或“文艺复兴”的开始地点，具有更大的时代意义。

缤纷史探

萃英书院，1854年由陈金声领导创办于厦门街，公认为新加坡最早创办的华文学校（义塾）。

书院创办前五年，1849年陈金声还在邻近的天福宫西侧，领导倡建一座崇文阁（1852年落成，为萃英书院开办的前两年）。

1972年，本地文史研究者之一的陈育崧，据《兴建崇文阁碑记》上的“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一语，解读为学塾的师生学习，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校的发现》一文，声称“发现了比萃英书院更早设立的学校，……把新加坡华文教育史的上限提早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育崧的文章虽仅是对碑文作简单的字面解读，未有全面深入的学术考证，影响却很大，使得崇文阁为本地最早华文学校之说，流传多年。

29年后，学者庄钦永于2001年在《南大学人》论文集上发表《新加坡崇文阁非学校考辨》，从学术角度，论析崇文阁并非一所学校。

庄钦永指出，崇文阁为空间狭小的塔楼建筑，空间并不如萃英书院适合开班讲学；阁内两方碑记立置时间，比萃英书院迟六年，却都完全未提及崇文阁与学塾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同样由陈金声创办的萃英书院，在其创办碑记中，也只字未提他在两年前才领导建成的崇文阁是一所书塾。

特别是据当年《叻报》（1891.02.25）报道，称：“叻中华人极多……而书塾之设，则惟闽人有之，……闽之义塾，名曰萃英”。这则报道清楚说明在萃英书院之前，无论闽人或其他华人方言群，都没有像它一样性质的“义塾”。

此外，在《陈金声遗嘱》中，特别列明部分遗产捐给萃英书院及新加坡书院两所学校，没有捐给崇文阁，亦显示他知道后者并非是一所学校。

庄钦永亦曾亲赴英美，查阅伦敦大学与哈佛大学图书馆庋藏的大量原始档案，撰写《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一文，发现在新加坡开埠初期的25年里，来自英美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及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两个教会的宣教士，曾在本地开设过多所学堂。如伦敦会于1819年-1832年之间先后开办过四所华文（方言）义塾，并于1835年在新加坡义塾学院设立中文部，但全部随伦敦会于1844年撤离而停办。

美部会也在1834年-1843年之间，在本地设立过粤语学堂及中英双语寄宿学校，也都在1842年随美部会撤出新加坡全部停办。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所载1829年汤生牧师称本地有三所闽粤人所办的私塾之说，其实均为伦敦会所办的方言学堂。

虽然这些西方教会所办的中文（或双语）方言学堂，时间比萃英书院还早，但其创办目的是为了培养传道人，课程重视基督教教材，更不准学生在校园内有违反基督教信仰的言行（均见庄氏论文），与当时重视传统的华人社会格格不入，招生反应及学生素质均欠佳，故存在不久就先后停办，影响有限，其性质亦可谓为教会组织的“私塾”。

萃英书院则以传统中文蒙学书籍教学，创立碑文则明言其创办目的是“欲以造就诸俊秀，无论贫富家子弟咸使之入学”，说明它是一所超越封闭式的传统私塾，为直接面向大众的平民学童教育机构，并获得华人社会认同，足足维持100年，至1954年才并入福建会馆所主办的校群。

因此，无论创办时间、性质、发展和影响，萃英书院名副其实都是新加坡华人最早创办的一所华文学校。

虽然崇文阁并非学校，但这所比萃英书院还早五年建置的建筑，对本地文教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首先，崇文阁建筑费用高达9100元，等于规模宏大的天福宫建筑费用的三分一，说明捐建者对它的重视。

更重要的是捐款支持兴建者，有闽帮（如大董事陈金钟，副董事洪俊成，黄崇山）、潮帮（如义安公司前身义安郡大董事佘有进）、客帮（如应和会馆创办人刘润德）；还有会员包含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群的义兴公司（如义兴大阿哥黄秋水及大总理阮锡禧）等各方言群领导人，及许多商号与船主，说明当年倡议兴建崇文阁，获得超方言帮群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在时间上，这是目前本地发现的第一个跨帮群的社会组织，远早于具有同样性质的同济医院和中华总商会。

在早年华人方言帮群分立的时代，各帮领袖能够跨越帮群观念，耗费巨资，合作兴建一座建筑，必然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

《兴建崇文阁碑记》上有一段重要文字，说明它的功能。

碑文称：“（该阁）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侧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每岁仲春，济济多士，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颜之曰崇文阁。”

这段文字，透露三项重要讯息：

一是崇文阁楼上专门祭祀梓潼帝君，楼下是“师生讲受”的场所；

二是阁楼旁设有专供焚化字纸的敬字亭；

三是每年春节过后，华社领袖们都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祭祀仪式，并将敬字亭焚化的字纸灰烬送往大海。

庄钦永据此认为崇文阁是晚清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敬惜字纸信仰的传播站”，故所谓“师生讲受”是指“道教敬惜字纸信仰的讲授”。但就字面解释，也可以是指各式传道说理的泛称。

值得注意的是，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为主宰教育的道教神明；焚化字纸仪式则与文昌信仰密切相关，为文昌信仰的重要形式，也是传统民间表达敬重文化教育的信俗；各方人士齐集一堂的常年春祭，则显示华社对它的重视。

这一切信息的含义，就是当年华社各方言群，藉兴建崇文阁，集体表达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与推崇。

这一点，置诸当年的时空环境，更能显现其特别的人文历史意义。

早年华人移民南来，均为谋求生计，故早期纷纷建立的大量庙宇，所供奉者均为祈求护佑平安的各式“生活”神明。

崇文阁则只专门奉祀梓潼帝君（文昌帝君），并由本地各大方言族群领袖合力兴建，是本地第一座规模最大的文昌神专祀场所，在那个时代里，实属难得。

虽然崇文阁仍属于天福宫建筑群之一，但各帮群耗费巨资特别建阁专祀，可见各社群对其独特地位的重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昌神是主宰文化教育的“文教之神”；本地早期移民由奉祀各式“生活”之神，进而再特别专祀“文教”之神，可说代表南来谋生的早期移民在不同发展时段的两种精神诉求，这正是传统儒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观念在海外华人社会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新加坡华社族群，在新加坡开埠30年后，首次合力兴建崇文阁；随后领导建阁的陈金声就创办萃英书院，其他各式华社创办的书院学堂，亦随之相继出现，掀开本地华社教育史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正如《重修崇文阁碑记》所言的“信乎斯文崇而人才辈出矣。”

因此，崇文阁的出现，不但表达早年华人移民由谋生转向“崇文”的精神追求，更是本地文教发展史上一个具体明确的文化坐标，相比于一所书塾，无疑具有更重要的人文意义。

萃英书院创办后，经过29年，崇文阁又有新的文教任务——就是1881年（光绪七年）在这里设立的乐善社宣讲圣谕局。

所谓“宣讲圣谕”，是清代特殊的“公民道德教育”体制，源自明太祖亲撰的《圣谕六言》，康熙皇帝扩大颁发《圣谕十六条》，雍正更颁发《圣谕广训》，逐条详细解释，还规定全国各地须设立“讲约之所”，每月二次集合士人宣读并讲解“圣谕”，指导教育民众向善。

这些圣谕的内容，主要为孝敬父母、遵纪守法、讲求诚信、邻里和睦、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相当于官方的公民道德教育。

据当年《天南新报》（1902.03.04）报道，乐善社是由“南洋新加坡福建会馆秉办，……商捐商办”，并称“乐善社为南洋倡兴圣教之始，……特开南洋风气之先，继则粤籍之同善社，以及麻六甲、槟榔屿、仰光、日里等埠，闻风兴起，先后举行，……自是以来，风俗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虽然该报立场亲清朝廷（先保皇后维新），对“宣讲圣谕”的功能或有渲染，但在崇文阁开始的这项活动，当年曾对东南亚各地产生过影响，确是事实。

该组织与活动还获得当时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的支持，经常出席宣讲活动，表示清朝官方的正式认可。

据上述《天南新报》同日刊登的《乐善社公启》记录，宣讲活动的惯例是“在天福宫恭设龙牌香案，宣讲圣谕，以维风化”。

但据《星报》（1895.02.15）刊《乐善社征信录》载“自光绪辛巳年在崇文阁倡设，宣讲圣谕……”，及2010年福建会馆《南海明珠天福宫》一书编辑团队新发现的旧照片，显示崇文阁门口悬有“乐善社宣讲圣谕局公寓”的招牌，说明该组织就设于崇文阁。

虽然这类传统封建王朝的“公民道德教育”形式，有其时代局限，但它讲授的“圣谕”内容，确为华族主要传统价值观，在当年教育尚未普遍的时代，这样的宣讲活动，对于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民间的维护与传承，还是具有其影响与功能。

由推崇教育（文昌神祭祀），到推动教化（宣讲圣谕），崇文阁先后具有的两大社会功能，在本地华族教育与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因此，虽然崇文阁不是学校，不能“把新加坡华文教育史的上限提早”，但却是早期华社开始重视文教的起步，可说是移民族群“文化觉醒”或“文艺复兴”的开始地点，具有更大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