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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时计与计时

马里士他夫人在1843年把一个大钟捐给圣安德烈教堂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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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时钟还没发明以前,世界各地似乎都是用太阳的影子来计算时间,所以到处都可以找到“太阳钟”——日晷,植物园便有一个日晷。19世纪,新加坡还有报时球、钟楼等。

“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句经典的资本家名言,取自美国的博学家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信里头,经过名人这样一说,于是时间从此就和金钱成为兄弟。

时间既然这么重要,那么新加坡过去是如何计时,又用些什么时计来记录时间呢?

一根木棒“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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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的日晷。

在机械时钟还没发明以前,世界各地似乎都是用太阳的影子来计算一天的时间,所以到处都可以找到“太阳钟”(日晷)。最简单的用一根木棒也可以,所谓“立竿见影”也。晚上就比较麻烦,不过聪明的古人发明各种时计如“水钟”“沙漏”,有刻记的香或蜡烛等,还用“打更”方式通知大家以“校准”时间。

在开埠前的新加坡,马来社会每天五次都有宗教师领导祈祷,所以基本上可以作为校对时间的讯号。

时钟和怀表是开埠后才随着殖民者被带到东南亚的。开埠初期,时钟对一般人家来说还算是奢侈品,不过做生意的商家就不能不装置时钟。那么那个时候是靠什么来校准时间呢?

升旗山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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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宁山报时球。

新加坡开埠第四年,即1823年,英国在南部的普斯茂(Portsmouth)设置一个叫“时间球”(Time Ball)的装置。那是一个垂直高悬串着一个重金属球的装置,当球被释放时,经过五分钟会掉到棒下端,城市是用这个方法来校准时间。

新加坡殖民政府后来也在当时面临河口的福康宁山上,装置一个时间球,每天下午12时55分释放金属球,让城市和港口船只校准时间。目前在山上公园时间球的旧址重新竖起一个模型,以资纪念。

福康宁山也称为升旗山(Flagstaff Hill),当时英国殖民港口如马六甲和槟城也都有升旗山。升旗山上有高高的多层旗杆,上面挂上各种讯号旗打“旗语”,通知什么国家的哪一类船——货船,邮船,游船——要在什么时候进港,各有关的行业和人士就可以预先准备,增加办事效率。

福康宁山上的旗杆早在1825年就竖立起来,1855年还在杆顶装一盏红灯充当灯塔。

敲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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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士他夫人捐赠的大钟。

美国战争英雄制钟大师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送了一口大钟给女儿马里士他夫人,马里士他(Balestier)是殖民时代本地的第一任美国代表。

有鉴于当时社会的不良治安,马里士他夫人在1843年把钟捐给圣安德烈教堂,要求教堂每晚在8时敲钟5分钟,促请水手回船,市民回家,钟声一直响到1889年。维多利亚歌剧院钟楼的建立,是1906年的事。

植物园的日晷

目前在植物园里还有一个维持得很好的日晷,那是1929年园长荷顿教授(Eric Holttum)的夫人设计的,简单典雅优美,还相当准确——其实是太阳近百年来都没什么大移位。

科技带走浪漫

自古以来人类都不断地在寻找“统一时间”“标准时间”的方法和程序。

原子钟以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出现,再加上网络和通讯系统的推波助澜,现在只要手机在手,不论去到哪里都不必为“现在几点钟”烦恼。新科技带来进步和方便,也带走时计和计时的乐趣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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