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龟屿 一个伤感的检疫代称

战前,所有外侨入境新加坡都须通过检疫,方能登陆本岛。如发现有乘客带疫症,所有乘客要转移到圣约翰岛的检疫站。

检疫站位于圣约翰岛,不是龟屿。然而,早年华人社群却流行一个词语叫“禁龟屿”。

随着时代的转变,龟屿进香客数量已逐渐减少。

一直以来,龟屿是一座先到者与后来者都曾留下足迹与故事的小岛。先到者是土生居民,后来者是新客。只是今天填土后的龟屿,景观已和60年代以前不同。去龟屿的人,目的也改变了,从进香客变为观光和休闲的居多。

检疫站设于圣约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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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屿1976年填土发展成为今天的景观。

在大航海时代,疫症随着海上交通与贸易,在全世界交叉传染。天花、霍乱、鼠疫皆是恐怖的传染病。战前,所有外侨入境新加坡时都须通过检疫,方能登陆本岛。检疫的方式是运载乘客的轮船停泊在新加坡岸外,殖民地检疫官上船进行检疫工作。如发现客轮里有乘客带疫症,所有乘客都要转移到圣约翰岛上的检疫站,客轮还必须停泊在规定的禁区消毒及防疫检查。更不幸的是,有些在船上染上流行病疫的乘客,还未来得及看见石叻坡一眼,便在圣约翰岛上的检疫站病逝。

实际上,检疫站位于圣约翰岛,不是龟屿。然而早年华人社群里,却流行一个词语叫“禁龟屿”。而且龟屿有时俗写为“龟士”,因为闽南语“屿”读音与“士”接近。直到1938年11月,《南洋商报》刊登一篇《龟屿史略》,简介龟屿的历史与传说,“禁龟屿”的说法才被稍微纠正。然而1947年1月14日的《南洋商报》在报道战时前往中国西南的南侨机工,复员归来新加坡并接受检疫时,依然这么形容:曾经禁龟屿之复员机工,16日可获登岸。可见“禁龟屿”一词早已深入民心,根深蒂固。

圣约翰岛与龟屿混淆

在新加坡南部海域,有三座岛屿的历史和移民与检疫制度历史有密切关系。这三座岛屿的位置由西向东依次为圣约翰岛(Pulo Skaijang Bendera,棋樟山岛)、拉扎鲁斯岛 (Pulo Skaijang Pelepah,Lazarus Island)和龟屿(Pulo Tambakul)。

《叻报》曾刊登一篇题为《拟请参事局员议建龟屿病房事》的社论,对这座小岛这么形容:“叻之对岸有岛屿焉。土人名曰浮罗实枝让,即华人呼为龟屿者也。其屿亘立海中,四面环水,无峰峦秀拔之胜,亦无山泉树木之幽。”足见19世纪时,棋樟山曾被华人称为龟屿。

至于今天的龟屿是被误称还是原来就称龟屿,暂无从知晓。

初来乍到,被转往检疫站时,人们哪儿知道登上岸的岛屿是什么名称,只听人说那叫“禁龟屿”。殊不知在客轮上被传染疫症后,很可能九死一生,客死异乡。因此,早年被转往圣约翰岛检疫时,被俗称作“禁龟屿”。别说是新客搞不清楚,就算是本地早年的各大华文报章,不时都将龟屿和周围另外的两个岛屿混淆。

检疫站长期被诟病

1874年,殖民地政府颁布检疫法律,规定船只靠港时须通过检疫。一般情况下,圣约翰岛作为入境者检疫的第一站,如果被证实带有疫症,就辗转至拉扎鲁斯岛隔离。隔离时间至少40天,不幸病逝者则就近埋葬。

早年的华社一直诟病圣约翰岛的检疫设施,而且检疫过程粗暴无礼。前述1892年的《叻报》社论,论述圣约翰岛上的检疫设施简陋和检疫流程的许多弊病时,就针对岛上的设施简陋,年久失修提出改善的呼吁。而且也反映由于水源缺乏,病人甚至无法获得足够的食水与沐浴的困难。鉴于华人新客检疫之苦,富商陆祐在1903年捐献五万叻币予殖民地政府,改善岛上的检疫设施。

龟上的福山宫与蓝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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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屿大伯公庙名为福山宫。

历史上,现在的龟屿最少还有三个名称:Goa Island、Pulo Tambakul 和Peak Island。龟屿由两座小石礁组成,石礁之间有片浅滩,当退潮时两座礁石可以相通。位于西北方向礁石上的大伯公庙名为福山宫。另一座是马来人的圣墓,俗称拿督公庙,则位于东南方向的礁石上。

如今福山宫尚保存着四方碑石,记载其修缮历史,惜并无透露福山宫创建的确切年代。前述章芳林曾在1875年向政府提呈的反对龟屿土地用作葬地请求,其实就透露龟屿上的大伯公庙与拿督公庙早在1830年代便已经存在。

60多年后,1893年3月7日的《叻报》上,报道龟屿进香期时这么写:附近棋樟山之龟屿有吉灵神焉。神之迹则颇费详稽,惟其灵验异常,凡往祈求,莫不如向斯应。每岁开香两次,一为正月十五日,一为九月十五日。每届香期,本坡男妇老幼,往回朝圣者络绎不绝,香火极一时之盛,亦南天罕见之灵神也。文中所谓吉灵神,指的就是马来圣墓或拿督公。

到了1899年10月13日,《叻报》又报道:龟屿,海岛也,该屿建有福德正神东西两庙,俗呼大伯公庙,其神颇著灵迹,逐年九月望日圣诞之期,自朔日起,本坡各籍华人,善男信女,雇舢舨及大舟古,往为进香,许愿酬神者大不乏人。自初十日至十五日,有小轮船渡香客往来,甚属利便,自十四十五两日,三板大舟古往来如梭。每日香客约千余名,然以女客居多。近年尤以粤女为众,异常热闹,可见南人信神诚不诬也。这段文献极为重要,因为文中透露在进香期间,龟屿每天吸引了上千名信众。

修缮龟屿大伯公庙

龟屿福山宫创建的缘由亦是颇为传奇。无论是中西报章,每年龟屿的进香期,皆会竞相报道相关的讯息,无论是龟屿的历史传奇,信仰民俗或是当年进香时所发生的一些趣闻。20年代以来,报章大多报道龟屿大伯公的创建与一宗海上事故有关。据当时的庙祝口述,龟屿附近发生船难,幸存者将船上祭祀的神龛,供奉于礁石上,日后逐渐发展为香火鼎盛的庙宇。

如果说从业缘与地缘的角度来看,龟屿大伯公的信仰,与海上运输业,以及从事这个行业的籍贯群体,倒是相符。立碑于宣统己酉年(1909年)的碑石上,记载捐银超过100元予福山宫修缮的商家或富商,有金福和、黄安基、陈竹安、王三龙等。其中作为缘首的金福和为船运公司,由金门人黄良檀家族经营,黄安基是其家族事业的继承者。同样是金门人的王三龙,这时经营木材、砖窑及圣诞岛磷矿开采,也有自己的船队。龟屿恰好位于新加坡海港的入口,周围是繁忙的航线。这些依靠这条繁忙航线的殷户,捐金予航线上一座小土地庙,祈求航运平安本极为合理。

龟屿福山宫在1925年时再度修缮,除了原有的缘首依然捐献,碑刻上记载捐资修缮的商家激增,当时是龟屿大伯公的信仰圈扩大的写照。有趣的是,单是1926年,短短三个月,圣约翰岛检疫的人数多达四万人以上。不晓得通过检疫的移民,会不会顺便到龟屿拜拜大伯公和拿督公,再登陆新加坡呢?

金门人与龟屿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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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香客乘坐电船前往龟屿进香。

龟屿在1976年填土,发展成为今天的景观。如今要到龟屿祭拜,乘坐的是舒适的大型渡轮,经过短暂的航行,便可以在龟屿码头靠岸。可百年来,到龟屿的交通方式,其实不断改变。在摩多舢舨与电船普遍以前,到龟屿需要乘坐大舟古或中舡,到龟屿海域时再改搭舢舨靠岸。

19世纪末,著名的闽商——中华总商会第一任会长吴寿珍,在源顺街所经营的安和号,曾订造一艘名为永安号的火轮,专线提供到龟屿的载送服务,当时每个乘客收三角钱船费。这是1894年的情况。1920年代以来,摩多舢舨与电船业蓬勃发展,乘坐电船到龟屿约半小时便抵达,方便不少。当时的船资约一元,到了50年代涨到两元。

行业垄断是移民社会的特质。新加坡海岸的交通运输,从双桨舢舨、摩多舢舨与电船,一直由金门籍的移民所垄断。也因为行业垄断,金门人与龟屿的关系,颇为密切。抗战时期,陈嘉庚领导本地华社筹赈抗日,摩多舢舨业者也群起响应,在龟屿进香期时义载乘客,捐助抗日。历史上龟屿进香期一到,出发到龟屿的红灯码头曾经泊满舟艇,此情此景随着时代的转变而逐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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