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码头工人

特地乘坐80号巴士,前往港湾。巴士车从广东明路转到岌巴路时,心潮开始起伏……

因为父亲是码头工人,我十岁就搬到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对面马路,俗称“日本厝”的工人宿舍。为什么叫“日本厝”?据说那红砖排屋,在“昭南岛”时期是蝗军兵营。那里有大片空地,孩子们比较野,放风筝打弹子打群架……我年头搬进去,年尾的读书成绩就是“留班”,住四年留两次班,可见那里有多好玩。

1966年“日本厝”被拆,改建成20层高的组屋,十几年后,高楼又被拆……那天巴士车经过“日本厝”旧址,却见那里早就变成码头屯放货箱的场地,整整齐齐的叠放着数不尽木无表情的大货箱。

中二到码头做散工

我读完初中,英文从没及格过,这一生注定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谋生。

其实读初中二时,学校假期我已经到码头做散工。因为还未成年,工头借用别人的身份证让我进入码头。现在回想有些害怕,因为在货轮上装卸货物,必须攀爬垂直铁梯上、下船舱;以绳索捆绑、网兜吊起的货物凌空而下;搬运货物,就算很小心也会碰伤夹伤……“非法打工”如果因工伤亡,可没有“保险”赔偿。

我在1969年正式加入港务局,驾轻就熟的当卸货工人。

上世纪70年代,这些码头岸边没有起重机,都有大货仓。那时候这些码头处理的货物,都是由船上的起重机“吊”上码头,或从码头“吊”进船舱,然后由工人重新搬运堆叠。无论出口还是入口的货物,都得屯放在货仓内。等待出口的货物,放在货仓等船来,入口的货物则要屯放在货仓里等买主来取货。

拖拉机在马路上跳舞

约1972年,我成为第一批集装箱码头工人,待遇从“日薪”改为“月薪”,比在旧货码头来得好。当时只有位于丹戎巴葛尾填海建起的48号货仓,专门处理货柜箱;也只有那里的码头,可以停泊特大的货柜船。

草创时期的箱运码头,很多工作我们都是摸索着做。我们当年驾驶的拉货柜箱的拖拉机,只有进、退两个挡,速度奇慢。它的两个后车轮比成年人还高,听说这种车在外国是为烂泥地设计的农业拖拉机。

本人曾经驾着这种拖拉机,拉着两个各20英尺长的货箱,在十字路口前无法停下。因为农业拖拉机四轮虽没转,它的重量却挡不住后面几十吨重的货箱惯性的前冲力。眼看大路上有货车飞驰而来,情急之下,只好“入”拖拉机的后退挡,踏大油门,用拖拉机后退的马力阻止货箱车继续前进。结果,比货箱轻得多的拖拉机,竟然在马路上连蹦带跳。在我面前疾驰而过的罗厘上,有几个工人,看到拖拉机在马路上“跳舞”,嘻哈大笑,殊不知我们都在鬼门关前晃了一趟。

当年我们的职位名称叫All purpose worker,工友们则自称“包山包海”。工作性质确是如此,相当辛苦。不过我们之间,却颇懂得苦中作乐。

七个“阿九”

第一批从旧码头调到箱运码头的工友共60名,却有七个名叫“阿九”。

早年还没有计划生育,很多家庭有十几个孩子,加上受教育的不多,没有替孩子取好名字,干脆以排行当名字。所以早年常有六哥七姐八妹九弟。还有,在艰苦的岁月里,有些华人认为取“贱名”的孩子容易养大,就故意为孩子取名阿呆、阿戆;阿猪、阿狗……“九”和“狗”在几种方言都是“告”,因此同事特别多九哥九叔。

有一次,有六个工友在休息室等待分配工作,来了个年轻管工,叫了两个工友的名字:“和平、阿九!”然后转身就走。结果,休息室六个工友全跟着。管工回头一看,连忙说:“和平和阿‘告’(gao去声)!我只要两个人……”

从此以后,阿九们都被冠上绰号以便区别,业余在神庙当乩童的叫“童乩九”,常在菜市场帮妻子卖菜的是“卖菜九”……只有“陈阿九”被连名带姓的叫,因为有一个名字经常见报的医生与他同姓名。

现今社会,就算在千百人的学校,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阿九”小弟吧?

我1975年就离开码头,转眼40多年,我已经从20几岁的青年,变成年过70的糟老头,不知现在的码头怎么操作?以前的同事们,现在可好?

巴士车来到总站,我对码头的思绪却还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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