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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哉杨老 , 善哉善才! 记新华书局负责人杨善才

杨善才守着新华书局37年。(南治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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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经过百胜楼,不妨去二楼走一走,准能看到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的杨老,还是那么“不合时宜”地守着他的店,守着越积越多的华文书。

在闹市中心,百胜楼的沧桑显而易见:曾是岛国市中心的一道风景,是华文书店云集的方所,而今,周遭太多现代派的楼宇(譬如光鲜如铅的国家图书馆)让百胜楼相形蹩促,颇有点不合时宜;至于百胜楼内,一块一块的华文店铺招牌换成了“蟹形文字”,一间一间的华文书局黯然谢幕,这座楼,沧桑之外,更多沉重——有太多的太息,关乎愈来愈浅陋的华语,关于越堆越多的华文书籍……

那位戴老花眼镜的看店人

我对百胜楼有了兴趣,还得从杨善才讲起。

杨善才在岛国书店业,低调得本色,但其光环,用大众书局老总周曾锷的话意,当得起“耀眼”。惜乎我对书店业知之不多,多年前就常去百胜楼闲逛,面对那么本色的杨善才,吸引我眼球的却是他的书店那块由陈耳题写的招牌“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和那幅由陈耳题写的对联,却不知道书店里那位架着老花眼镜、常用从镜框上方扫过来的目光打量人的看店人就是杨善才。

甚至,再后来,我主编《锡山文艺》,每期出版后,我都是急匆匆地把几包《锡山文艺》搬去新华书局,放在店门口,和那位戴着老花眼镜的看店人心领神会(或心照不宣)地点点头,急匆匆地就离开:我不知道看店人是杨善才,看店人大概也不知道这个久久来一次的搬运工是南治国。

大约2013年前后,我受怡和轩俱乐部林清如之邀,参与《怡和世纪》的编务,碰巧《怡和世纪》也是免费赠阅(去年才开始改为收费杂志),也正巧新华书局是一个重要的杂志发放点,这时,我才把林清如老挂在嘴上的“杨善才”和书店里架着老花眼镜的看店人联系起来:哦,原来他就是杨善才!

没有自我介绍,我和杨善才先生就是这样认识。

陈耳书法送给有缘人

一回生,二回熟。

和杨善才混着混着就熟络。我开始喊他杨老,他依然本色。我们一起聊很多,譬如聊书,聊书业旧人往事,聊书城变迁……

杨老是在1982年开始和几位朋友创办新华文化事业公司。那之前,他在世界书局的任职已有25年。喜欢书法的,大概没有不喜欢读书和逛书店的。杨老接触到的书法界人士,绝对不在少数,但他本色的低调,使他不太喜欢谈太多,唯独对陈耳,他和我聊起时,常有少见的“眉飞色舞”。

陈耳生前曾是新加坡狮城篆刻书法协会的副会长,他常来杨老的店里喝茶谈天,不时还留下一些墨宝,放在店里,让喜欢的人收藏,仅收取很少的润笔和装裱费用。

新加坡过世的书法家,蔡梦香、施香沱、张瘦石的书法,我很喜欢,但都是稀罕物,只能在书籍图册上看到;潘受的书法,常常见,但“高处不胜寒”的价格,我有点够不着;陈耳的书法,我在杨老的店里见过,别的地方,偶尔见过一两副他的对联作品,印象极为深刻;大约半年前,我在国大图书馆借到一本陈耳书法展的图册,兴冲冲地就跑去找杨老,神聊一个时辰,临别,杨老从尘封的塑料袋里拿出三幅陈耳的书法作品让我欣赏。

我相信杨老是从我的眼神里看到我对陈耳书法的真心喜欢,大概也架不住我的“馋态可掬”,杨老说,你就选一幅,我送给你。怕我不好意思,他还加上一句:这些字,收藏多年了,在我看来也是无价之宝,送给有缘人,值当;还说陈耳九泉有知,应该也会高兴。杨老此举,让我感动莫名。

海外学者成了相好

杨老替读者找书的功夫,在岛国应该是孤独求败。我想这也是周曾锷说“做书店最成功的是杨善才”的原因。不管是初出茅庐的学生,还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不论你要找新加坡的绝版书籍,还是中港台的早年书刊,杨老都很少让人失望。以书为媒,不少海外学者成了杨老的相好,只要来新加坡,行程再紧,也要抽空到杨老的书店走一遭。

去年9月,受马徐浩之邀,新加坡南山书画院和恩诚晶艺美术馆联合主办“畅情在游艺——近现代文人学者墨迹展”,展出潘受、饶宗颐、冯其庸、朱添寿等书家作品。因为对书法的喜爱,我也不揣简陋,应允担任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少不了要翻阅一些旧的书籍,就去杨老的书店,和他聊星洲旧书,聊星洲故人,聊张瘦石、蔡梦香、潘受、陈耳、董沅等等。杨老大概觉得和我这“星洲闲人”特别可聊,第二天就给我电话,邀我再去他的书店——原来他从书库里翻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张瘦石的《文学概论讲话》《蔡梦香先生书画诗集》,和三本《书谱》杂志(杂志里有潘受的文章和书法作品)。“这些都是旧货,识得的人当宝,不懂的人是草,早绝版了,有钱也难买到,就合送给有缘人”。他把这些书刊全部赠予我。

我一时语塞,还是感动无名……

旧华文书避难所

书很多了,老杨还是爱书;知道他爱书,新加坡不少老华校生或华社因房子越搬越小,加之下一代对华文知道的越来越少,藏书无所,丢书不忍,杨老的书店就成了不少华文旧书的避难所。有一次,老杨得知有人处理旧书,就立即赶过去,一待就几小时,午餐也不吃,把旧书仔细地挑了个遍,认真归类,打包,不时还喃喃自语,这些旧版书,现在很难找……

看他那么痛惜书,我似乎有点要被他“榨出”所谓读书人皮相里的“小”来,赶紧加入他的行列,帮忙他挑选、归类,最后驾车帮他把几大包的书送去他百胜楼的书店。

来他书店选购华文书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但杨老也不闲着,每天就围着店里满柜满地的书打转。店里的书不下数十万册,杨老心里亮敞着:哪本书在什么地方,都有数。每天还整理、打包,把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书籍,精心归类,有时还花钱添购,想尽办法地充实补充,到他觉得满意,可以成为一批比较完善的资料库,他就考虑把这整批的书刊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

“不合时宜”地守着书店

百胜楼里,曾经有太多的“不合时宜”,那么多的华文招牌,还有华文书店,早已被时代的巨轮碾作微尘,成了永远消逝的风景。二楼转角处和百胜楼一起坚持37年的新华文化事业公司,还有坐在店里架着老花眼镜的老杨愈发变得“不合时宜”。

在新加坡维持一家书店,离不开钱,老杨也要吃饭,须要卖书来维持店屋的开销。已是耄耋之年的他,总是不温不火,粗茶解渴,淡饭充饥,每天为店里的华文书操持,想着替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人不堪其忧,杨老不改其乐。

下次经过百胜楼,不妨去二楼走一走,准能看到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的杨老,还是那么“不合时宜”地守着他的店,守着越积越多的华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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