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牙门与淡马锡时代的 新加坡

缤纷史话

福康宁山、新加坡河口沿岸、梧槽河附近不断有文物出土，说明远在200年前，新加坡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转口贸易商港。

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时代，海外交通极盛一时，史学界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

海上贸易繁荣，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宋代惠安人谢履（1017-1094）在泉州任职时，曾写一首《泉南歌》，诗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反映中国东南海上贸易的概况。

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现一艘宋代沉船，船内出土大量的香料、陶瓷器、铜钱等古物。除了对宋船的沉没原因与沉没时代进行论证，令中国航海史学界好奇的是，这艘船曾经航行于何处？揭开这个谜团的，竟然是沉船上出土的贝类与船蛆。沉船内发现两种贝类盛产于新加坡与东南亚，分别是水晶凤螺及篱凤螺。至于船蛆则是一种危害木材的附着物，俗称船虫子或海蛆。船蛆繁殖力非常强，是船木的天敌。有两种船体附着物与新加坡海峡有密切的关系，称为：龙骨节铠船蛆及裂铠船蛆。

龙骨节铠船蛆盛产于苏门答腊、新加坡、菲律宾及印度的马德拉斯等地。裂铠船蛆则是中国东南沿岸及新加坡特有的品种，通常分布于河口附近的红树林。泉州学者还曾将出土海船上的烈铠船蛆，与新加坡岌巴海港的同类标本作比对。根据出土于船舱内的贝类，与船蛆的产地分布，学界还原这艘船曾穿梭于包括新加坡海峡在内的东南亚各地航线上。至于其沉没年代，学界提出是毁于宋末元初时的战火（约公元1277年的秋天）。饶有趣味的是，从一艘古沉船出土的贝类，带出早在宋、元时代，新加坡已经是中外交通枢纽的史实。

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水下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另一艘宋代沉船。经过20年的研究与试掘，终于在2007年，将整艘古船打捞出水，移到室内进行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与清理。古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由于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估计出土文物（以古外销陶瓷为主）的数量非常巨大。

一艘载满香料宝货回航的沉船，与一艘载满陶瓷丝绸出洋的货船，让后世有幸感受到海上陶瓷之路的盛况。无论是丝绸之路也好，陶瓷之路也罢，新加坡在东西海上交通的要道上，始终扮演着迎来送往的中转角色。这也说明新加坡的历史，与中外贸易密不可分。

回头来看新加坡。过去200年来，学界对于新加坡800年前的海上贸易盛况，始终孜孜不倦与默默地耕耘，希望从文献里、地底下，发掘更多的资料，以描绘一幅完整的新加坡古代史。

考古学起源于地质学，由于田野考古学科晚至19世纪末才出现。在此之前，对于古代遗址与文物的勘察，只能笼统归纳在古物搜索的范畴。开埠初期，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爵士（John Crawfurd 1783-1868）曾经到福康宁山上勘察。他在山上发现一些古建筑遗迹，这些遗迹很可能是印度化时代的寺庙。在古迹周围的地表，还发现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及一些宋代铜钱。克劳福将采集的部分铜钱送回英国，并将勘察过程记录在日记里。

除了福康宁山上的古迹。建国前还有过两次重要的文物发现。同样在开埠后不久，印度工人在新加坡河口草丛发现一方古石碑，由于石碑严重风化，碑文模糊，无法辨识。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Adubllah Munshi）在其自传里记载，曾陪同莱佛士前往石碑发现处参观。大多认为石碑上的文字是流行于东南亚的古印度文。这块石碑于1843年被哥尔门下令炸毁，以腾出空地建筑浮尔顿炮台。殖民地官员将炸开的三块残碑，送往加尔各答去鉴定。1918年，莱佛士博物院去函加尔各答要求索回残碑，印度才将其中一块送回新加坡。这块残碑就是今天我们在国家博物馆所见的国宝“Singapore stone”。

实际上开埠者莱佛士，与最初两任驻扎官法夸尔与克劳福皆熟悉马来群岛历史。以莱佛士为例，在出任爪哇副总督时，曾著有一部重要著作《爪哇史》。文西阿都拉在自传里记述，莱佛士告诉他回国后将撰写一部新加坡史。遗憾的是在归途中，其横帆发生火患，所有在南洋群岛收集的手稿与文物，尽毁于大火。就算如此，他们最大的目的是尽快地把古新加坡重新发展为自由港，因此对于岛上的古迹没太大的兴趣。福康宁山的古迹很快地被清理，建殖民地官员的官邸。

战前，福康宁山上还曾发现一处极为重要的金器窖藏。1928年，在修筑福康宁山蓄水池的工地上，一群华族女工无意间从六七英尺的地底，发掘出一些古代金饰物。蓄水池的工程师将出土文物的情况做了记录，并绘制简单的出土地点示意图。金饰的出土地点距离“伊士干达沙”（Iskandar Shah）古墓不远，所有古金饰后来移交莱佛士博物院。这些古金饰包括一对臂饰、一个戒指、六个耳饰、一件镶嵌宝石的椭圆形的饰物、一个金饰的衔接配件。这11件古代金饰物，后来被鉴定为古爪哇金饰，估计是满者伯夷时代或更久远的文物，且金饰的艺术造型具有浓厚的古印度化风格。例如臂饰上的图案，与爪哇地区出土的古金饰，风格相似。

遗憾的是经历二战后，这组出土的古金饰部分已经遗失，只留下一个臂饰与三个耳饰。所幸此次古金饰窖藏的发掘与文物重量数据，被史学家温德士（Winstedt）记载于英国皇家学报里。今天，这几件古爪哇金饰物，已经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重要的文物。实际上，这组古代金饰与开埠初期克劳福在福康宁山上发现的印度化古建筑遗迹是相呼应的。古代的东南亚，在宗教上深受印度影响，在商业上则受中国影响。古新加坡拉王朝衰亡后，这里的遗民世代相传，福康宁山是座禁山，平民不可随意登山，当有其渊源与历史影子。

我们还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文物发现被遗忘，这个重要的发现非常幸运地，被详细记载在1837年的《新加坡自由时报》（Singapore Free Press）。

1837年6月，在梧槽河附近的沼泽地，曾发掘出一瓮古代钱币。这件事在当年是一则重要的新闻，也许是年代过于久远，以致人们都给遗忘。笔者在搜索报刊文献时，无意中发现。这则报道无论对于新加坡古代史，或者开埠前的新加坡货币史，皆有重要意义。现将英文报道文字稍作翻译：

几天前，一群囚犯（19世纪新加坡的囚犯劳工皆来自印度）在距离市区五英里半，邻近梧槽河的地方工作时，发掘出一只陶瓮，陶瓮里装有古币，这些古币为锡铸币。这只外表普通的陶瓮里，几乎装满锡币，数量约1000多枚。陶瓮是从两英尺深的沼泽地里发掘出来，出土地点周围是稠密的丛林。

出土的锡币，规格与六便士相似（1830年代时，英国铸造的六便士银币直径为19毫米），钱币直径虽小，但比较厚。钱币的一面铸有一只狮子图案，狮子呈提腿样式，另一面则铸有一把匕首或宝剑的图样。我们不谙古钱币学科，但依然可以确定是东方的铸币。对于这些新发现的钱币，我们暂无法有任何确切的资料。它们可能是一种欧洲人不知道，或没听过的古老帝国铸币。

让我们重新以这则报章文献，诠释出土钱币的历史意义。报章中的钱币，实际上在过去30年也鲜见出土，只是近年来在苏门答腊的巨港才时有所见。这古币似乎集中在巨港地区发现，由于是锡质铸币，锡矿来源很可能是来自邻近，锡产丰富的邦加群岛。至于此类钱币的铸造年代，虽然印度尼西亚钱币学界暂无相关研究资料，佐证其确切铸造年代，然而此类钱币的图案与风格，与受东南亚日后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铸币截然不同。且东南亚地区古代政权所铸造的货币，大多皆已经被认证。唯独此种出土钱币，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此类钱币的铸造年代，至少是在欧洲列强东来之前。而且很可能是深受印度化影响的室利佛逝王朝钱币。遗憾的是，这一整瓮的古代钱币，究竟在哪里，没有人晓得？

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于1984年，在福康宁山展开第一次考古发掘。此后还陆续在周围的地段试掘。地点包括新加坡河口沿岸的皇后坊、旧国会大厦、圣安德烈教堂、政府大厦前操场等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的中国古外销陶瓷器，中国铜钱、琉璃珠串、玻璃器皿等文物。出土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种类以青瓷居多，其他还包括白瓷（包括影青瓷）及青花瓷等瓷种。这些外销陶瓷的产地来自中国浙江、福建、广东及江西等地的主要窑口。例如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磁灶窑、东门窑、德化窑，广东佛山窑及江西景德镇窑。除了外销陶瓷，另外一类重要的文物就是中国铜钱。上述发掘地点出土的中国铜钱，年代横跨唐、宋及元代。福康宁山考古遗址年代的上限，基本上定于1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元代。

在出土的福建外销陶瓷中，被确认的三个闽南窑口产品，皆来自泉州，即泉州磁灶窑、东门窑与德化窑。泉州磁灶窑烧制的小口陶瓶，是所有出土的外销陶瓷中数量最多的。小口瓶的器形颇具特色，瓶底直径远小于瓶肩，瓶口狭小，偶见口部周围施釉。这类陶瓶的用途曾经有过多种猜测。现基本上认同是酒瓶。

福康宁山与新加坡河岸的考古遗址中，还出土一种敞口粗碗（残片），其工艺特征为碗身施青釉（灰青色），碗心带一涩圈（这是中国古代陶瓷烧造技术之中，一种称为叠烧的技术特征），碗底圈足厚重、露胎釉不施满。笔者多年前到泉州市博物馆的陶瓷标本研究室参观时，曾见大量同类的标本。据馆长陈建中透露，此类粗碗是泉州东门窑的产品。这揭开笔者心中多年的谜团。

德化窑举世闻名，以白釉瓷器著称，本地出土的德化瓷器主要有碗、盘、瓶子及盖盒。如按照制作工艺水平，及受市场欢迎程度，福建陶瓷似乎稍逊于浙江的龙泉窑。然而，福建陶瓷比浙江龙泉窑有个优势，那就是出海口。宋、元以来，泉州一跃成为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犹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泉州这个古称刺桐的城市，在宋、元时代，帆樯林立、四方商贾云集，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与陶瓷之路的始发港。福建泉州生产的陶瓷自然就近挑战来自浙江的产品，激烈竞争，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货物。

新加坡出土大量的闽南窑口陶瓷，说明我们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转口贸易商港。

今年恰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考古发现却证明新加坡的开埠，远远早于1819年。从开埠初期克劳福的勘察与发现，到1984年第一次的科学考古发掘，虽然出土了大量的陶瓷标本与各类文物，但是由于经过殖民地时代与现代建设的破坏，学界始终无法完全揭开狮城王朝的一些历史谜团。主要还是人们在过去200年来，对于考古发掘的重要性，认知不足。

站在福康宁基督教坟场旧址，常记起最先在本地展开考古发掘的约翰·克西奇教授（John N Miksic）的一席话：当年旧坟场开冢时，草地上一定有许多被发掘出来的古陶瓷残片与文物。20多年过去，出土文物会说话，考古与历史工作者总是看着福康宁山美丽的晚霞，与华灯初上的新加坡河，盼着福康宁山上展开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或许才能拼凑出一幅完整的新加坡拉王朝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