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奉于本地祠堂的 清代大官使臣

新加坡丰永大三邑祠和嘉应五属义祠，安奉着多位清代驻新加坡的总领事和槟城的副领事。他们神主牌位和长生禄位，见证近代中国和东南亚的交往和互动。

缤纷史探

四月清明时节，除了到墓园扫墓祭祖外，也抽出时间去悼念几位素未谋面，却是我研究论文中的主角，而且都大有来头，曾担任清代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或槟城副领事，品秩高至一品大官。

话说荷兰路一带的丰永大三邑祠，大厅内的崇德堂安奉两位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的神主牌位，第一位是大清国正一品大官光禄大夫张弼士的神牌位。

张弼士（1840-1916）是广东大埔人，年少来南洋谋生，后发迹成那个时代的南洋首富。他的事业横跨南洋的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槟城、彭亨等地，在中国则分布在山东、广东、广西等省份。业务也多元化，包括垦植业、船运业、银汇业、酿酒业、矿业等。

张弼士在新加坡主要经营药材业，药材贸易遍及广州、香港和南洋各地。在教育慈善方面，曾捐款资助本地的启发学校、英华学校和茶阳会馆等。

张弼士是继诗人外交家黄遵宪之后，担任新加坡总领事，署理任期从1894年到1897年。他在南洋致富后官运亨通，在升任署理新加坡总领事之前，曾是清廷驻槟城首任副领事。当他卸任新加坡总领事后，受清朝政府征召回中国，先后担任闽广农工路矿大臣和筹察南洋商务大臣。当时南洋很多富商都向清国朝廷捐钱购买官衔，那些都是虚官或散官，张弼士是最早回国担任朝廷职官的华侨富商。

三邑祠内安置的第二位大清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是戴忻然（1849-1919）。他和张弼士一样，曾担任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前，他为署理新加坡总领事。

戴忻然也是广东大埔县客家人。他成年后南来，在马来亚霹雳和槟城经营药材生意起家，后来业务扩大到典当业、矿业和垦殖业等。戴忻然致富后乐善好施，在新加坡的善业包括对茶阳会馆和启发学校的乐捐。崇德堂上戴忻然的神牌位的官衔是大清国从一品大官荣禄大夫。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品秩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张弼士获得赏赐的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

张弼士和戴忻然先后出任中国驻新加坡官职，对本地的茶阳大埔会馆和其创办的启发学校贡献良多，他们的神牌位安奉于三邑祠崇德堂，适得其所。尤其是张弼士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还为三邑祠重建碑文撰序，并且捐资五十大银，名列榜首。

三邑祠依山面水，地理风水绝佳，具备客家祠堂“大风水”的龙、穴、砂、水四大元素。光绪八年（1882）丰顺、永定和大埔三邑人士联合购买150英亩地，在择定过程中很重视寻找龙脉，有龙脉即有生气，引龙神入祠堂可保佑祖宗灵魂，庇护后人。所以在三邑祠近年整修前，还可以看到独立龙神碑墓安置在祠堂后的山坡地上。

新加坡另外一处安奉几位大清国领事牌位的祠堂是双龙山嘉应五属义祠。光绪廿七年（1887）嘉应五属（今归属梅州市）人士购买双龙山（靠近今联邦地铁站附近）大片土地作为五属人士的义山，山麓建有义祠一座。1968年原有近百英亩的土地，大部分被政府征用兴建住宅组屋等用途，只剩下义祠周围约四英亩半的土地。五属义祠保留客家祠堂“小风水”的半月池、禾坪、化胎坡地和木金土火水五星石等元素，堪称新加坡唯一保留下来的具有客家风水格局的祠堂建筑。

大清国驻槟城第二任领事官张煜南和他的弟弟张鸿南，以及驻槟城第三任领事官谢荣光的牌位就安置在五属义祠内。

张煜南（1851-1911）年少从家乡南来荷属印尼谋生，发迹于苏门答腊的棉兰，成为当地的玛腰（最高职的侨领）。他也安排弟弟张鸿南（1861-1921）前来棉兰，一起开辟和繁荣当地。

1894年张弼士从槟城调升新加坡总领事时，推荐张煜南接替其位，署理槟城副领事一职。1895年中张煜南辞职以便回到棉兰专心发展他的商业。同样原籍梅州，并且和张煜南有儿女亲家关系的谢荣光继位为署理槟城副领事。

谢荣光（1847-1916）因为父亲移民到婆罗洲的坤甸，并在当地成家立业，谢荣光因此出生在当地。成年后到苏门答腊的亚齐发展，承办荷兰军营的伙食及承包当地的鸦片等专卖，累积相当的财富后转往马来亚投资矿业，包括开采霹雳近打河谷和彭亨文冬等地的锡矿。

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和谢荣光的事业活动主要不在新加坡，但嘉应五属义祠安置他们的牌位，可想而知，他们对新加坡嘉应五属，甚至是新加坡客家社群曾有重大的贡献。

这个判断主要因为他们被安奉的不是神主牌位，而是长生禄位。所谓长生禄位是指在牌位上的人还活在世上，为了感激他们的善德或报答他们的恩典，安奉他们的长生禄位在寺庙或祠堂，为他们祈福和添寿。

以谢荣光为例，他于1916年逝世时的官衔是荣禄大夫，那是从一品大官。在嘉应五属义祠内谢荣光长生禄位的官衔则是明显较低的朝议大夫，那是从四品的头衔。换句话说，谢荣光不是在逝世后，而是在人生事业中期的时候，被供奉长生禄位。

张煜南和张鸿南兄弟的长生禄位的情况非常特别，因为在嘉应五属义祠里，他们各有两座不同的长生禄位。摆放在大堂上的张煜南长生禄位，刻有“光禄大夫赏戴花翎头品顶戴候補四品京堂”等字样，另外一座张煜南的长生禄位，收藏在义祠的侧堂，上面则刻上“通奉大夫三品衔花翎江西补用知府”等字样。光禄大夫是正一品官，通奉大夫是从二品官。而且，四品京堂是朝廷大官，江西知府只是地方官。

问题是，张煜南为何会有两座不同的长生禄位呢？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张鸿南的长生禄位。摆放在大堂上的张鸿南长生禄位刻有“荣禄大夫赏戴花翎二品顶戴”等字样，另外一座则刻上“朝议大夫花翎”等字样。荣禄大夫是从一品，朝议大夫则只是从四品官。

原来嘉应五属义祠曾先后两次为张煜南和张鸿南安置长生禄位。第一次安奉时，张氏兄弟的官衔较小，日后他们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第二次安置长生禄位时，他们已经分别晋升为正一品的光禄大夫和从一品的荣禄大夫。至于何年重新安奉及为何再次制作长生禄位已无文献可考。但以张煜南为例，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赏赐头品顶戴，因此他新的长生禄位肯定是在1903年至1911年（他逝世之年）之间安置的。至于为何重新制作，从收藏在侧堂的旧长生禄位乌黑的情况来推测，很可能五属义祠曾经过一番整修，将被香火熏黑的长生禄位更新。无论如何，旧的长生禄位没有被丢弃，而是收藏在侧堂，这种保留文物的做法是值得赞扬的。

新加坡丰永大三邑祠和嘉应五属义祠历经沧桑，从上百英亩的义山面积，缩小到今天仅有的几亩土地。但百多年来仍然扮演延续华族文化习俗，维系慎终追远的传统。而且，祠堂虽小，但卧虎藏龙，里面还安奉着多位清代中国驻新加坡的总领事和槟城的副领事，他们神主牌位和长生禄位，见证近代中国和东南亚的交往和互动。因此，有必要好好保护我们这些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