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李家表妹（美国）
编按：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89岁），今年4月20日晚在观赏音乐会中途，在她最爱的音乐声中骤然离世。葬礼举行过后，巫漪丽旅居美国的李家表妹电邮传来巫漪丽一篇遗作，详细讲述她从童年、成长、劫难到浴火重生的一生经历；文章是两年前李家表妹到上海与巫漪丽相聚，并根据巫漪丽亲自写的材料编写成文，现征得巫漪丽家属同意，交由《联合早报》发表。一代钢琴家已随“梁祝”乐声远去，她的遗作描叙的坎坷起伏的人生，悲喜苦乐交糅，但其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也透纸而出。
童年
当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和我七舅父偶然带我去看一场美国电影《子夜琴声》（Moonlight Sonata）。影片中一位白发的老钢琴家帕特瑞夫斯基（Paderewski）演奏的乐曲的旋律走进了我的脑海，并深深地留下了几乎是不可磨灭的印记。若干年后，我知道我着迷的那首曲子是肖邦的《幻想即兴曲》的主调。
以后我听到邻居家姐姐弹琴，十分羡慕。一再恳求父母让我学弹钢琴。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见我学琴心切，不忍拂我意志，答应让我学琴。经亲戚介绍，我跟一位李太太学琴，我努力学习，放弃了童年时代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光，一心练琴。1939年，我八岁的时候，参加了全上海儿童音乐比赛，获得钢琴组第一名，我那时个子还较小，上台领奖时，我七舅李祖武把我抱上台。这次得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对学钢琴的兴趣更加浓厚。
当时远东著名指挥兼钢琴家梅百器（Maestro Mario Paci）是世界著名作曲家李斯特（Liszt）再传弟子，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担任指挥。他又是一位钢琴和声乐教育家。七舅带我去见梅百器，大师听了我弹奏后，表示愿意收我为第一个小学生。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他的条件是我必须刻苦学习，按照他的要求学习。自从我成为梅百器的学生后，我完全按照大师的要求，发奋学习，练琴非常自觉。除上学外，业余的时间我都扑在钢琴上。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和一般孩子们童年时代那样的游戏欢乐的时光，我只有练琴、音乐。
成长
我起早练琴，早饭后上学。放学后做完功课后又是练琴，晚饭后还是练琴，早起晚睡，很少有空闲，更难得有玩耍的时候。可我不在乎，只要摸到琴键，我就高兴，总是乐呵呵。当时工部局交响乐团在四马路小菜场上面的图书馆，离我家很远。每次我去上课都是我妈妈替我背着很重的乐谱，带着我乘公交车来回，公交车还不是直接到达，还有一段步行，风雨无阻，十分辛苦。我跟梅百器大师学了四年，在钢琴演奏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懂得要不断地加深对乐曲含义的理解。与我同期跟梅大师学习的还有吴乐懿、杨嘉仁、董光光、朱工一、林俊卿、周广仁，以后还有我称之为小师弟的傅聪。
从青年时代开始，我就立志以弹钢琴为终身职业，从此，我和钢琴结下不解之缘。18岁那年，我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和上海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合作举行音乐会，我演奏了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由富华（Foa）指挥，引起上海乐坛的轰动。当时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评论我的演奏，“富有乐感，音色优美，将来前途无量”。作为建国后第一代钢琴家之一，我正式走上中国的乐坛。
1950—1953年，我在上海人民政府交响乐团担任钢琴独奏和室内乐演奏工作。1953年，我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慰问团去朝鲜平壤和开城对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并为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小提琴家马思聪、歌唱家周小燕、管夫人（喻宜宣）等人的演奏演唱作钢琴伴奏。记得当时所用的钢琴都是从地下深坑里抬上来的，因为怕钢琴被炮弹炸毁而埋在地下。（编按：1950-1953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那时如梅兰芳等各界艺术家都去前线慰问人民志愿军演出；当时前线每天有美国飞机轰炸，朝鲜方面把钢琴埋在地下，以免受到破坏。）
1954年，我被调到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前身）工作。1962年，我被评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在怀仁堂和乐团的同仁一起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作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我经常参加国内大中城市的巡回演出，并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杨秉孙（编按：也作杨秉荪）、歌唱家张权、魏启贤、刘淑芳、孙家馨、张丽娟以及一些外国音乐家一起合作演出。1954年，我在北京中国人民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群众大会上为歌唱家林俊卿的演唱作钢琴伴奏，露天演出，气候寒冷，双手冻得像胡萝卜，对此我记忆犹新。后又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为著名歌唱家蔡绍序、董爱琳等演唱伴奏兼英语翻译。我还参加了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及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访问波兰、捷克、冰岛、丹麦等国家。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一问世就受到了热烈欢迎。随即各地音乐团体也纷纷创造条件演出这首曲子。当时，著名小提琴家杨秉孙和我都属于中央乐团独唱独奏组的，团长要求我用钢琴给小提琴伴奏演这个作品。由于当时还没有钢琴伴奏谱，我只好从资料室借了总谱，用了三天三夜功夫，动足脑筋、钻研、排练，将总谱改编成钢琴伴奏谱。我既是《梁山伯祝英台》协奏曲钢琴部分的首创者，也是首演者，这部作品里的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地铭刻在我脑中，它就是我一生的经典。我们每到一处演出都很受观众欢迎。
1962年，在北京我与小提琴家杨秉孙举行了小提琴与钢琴音乐会，开创了北京独奏音乐会之先。我还担任北京钢琴厂的顾问，为首产的九尺平台钢琴录制唱片，演奏一些世界著名作品，如肖邦、李斯特、亨德尔等人的经典作品，为中国制造的出口钢琴作外销宣传。我的音乐生涯丰富多彩，果实累累。我享受到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在当时社会上被称为“三名三高”的人士（名演奏家、名作家、名教授；高工资、高待遇、高职位）
劫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中央乐团不幸被江青指定为她的样板团之一，是她亲手抓的一个团体。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诬告乐团有“反革命小集团”，即所谓的“四一七反革命集团”，为首者杨秉孙被判刑十年，递送劳改农场。晴天霹雳，祸从天降，好像天塌了下来。当时领导运动的军宣队领导人趁机以江青要排样板戏为由，硬要从我手中夺走杨秉孙那把视为生命并有纪念意义的名贵的小提琴。他们开始说要借，我说不借。然后，他们说要买，我说不卖。最后他们说，要捐，我说不捐。我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把琴保存下来。后来杨秉孙所在的服刑监狱要搞演出活动，我把这把琴交还给了杨秉孙。文革中多次我被逼与杨秉孙划清界限，遭人欺凌，甚至殴打。那些人把我从一套三间住房赶到一间小屋去住。
同住的恶邻将厨房的电线接到他们屋内控制我,每天只供应我十分钟的灯光，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团内有的同事因怕事而避开我这个“不可接触者”，至今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也有同情我的，如我的老友，清心女中的学姐章珍芳同情我，她不怕旁人的冷言恶语，让我每两周从干校劳动回来后到她家去休息。还有我表妹夫妇让我在他们家度过了许多温馨的日日夜夜，让我感到家庭的温暖，得到一些安慰。这些时光都是我终身难忘的。但是，我头上的压力毕竟还是时刻存在，我想到以后的去向，是否还能弹琴？有时我感到绝望。但一接触琴键，我的心又活过来了，我感到即使我失去一切，我还有钢琴。在这苦难当头的时刻，钢琴给了我勇气、希望和信心。钢琴支撑了我，钢琴是我生命的依托。我可以和钢琴相伴一生，我不会孤独。
不久，我被调到中央乐团合唱班下属的学员班担任钢琴教学和伴奏工作。学员中有以后成为世界一流的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但是团内某些极左思想人士污蔑我和党争夺接班人。 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我时刻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浴火重生
苦难的历程终于到了尽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带着身心创伤去美国，考取了（在美国的）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校的硕士学位，并有幸遇到美国钢琴家协会主席马许（Ozan Marsh）。在研修中，我用心钻研钢琴演奏技艺新教学法、形象教学法。回国后，文化部为纪念世界名人、名作曲家舒伯特200周年而隆重举行音乐会，由中央乐团担任演出他的名作《鳟鱼钢琴五重奏》，参加者有小提琴杨秉孙、中提琴杨牧云、大提琴马育弟、低音大提琴邵根宝、钢琴巫漪丽。时值寒冬，练习场地没有暖气，我们用玻璃瓶装满热茶暖暖我们的双手。天虽寒冷，我们的心火热，团结一致，贡献我们的一切热量，不负祖国重托。这次演出非常精湛，非常轰动，受到音乐界人士的热情赞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录音师专程到中央乐团来录制这场演出。
90年代初，我在美国旧金山为著名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演唱伴奏。在这场音乐会中，我们之间配合和优秀演绎的意境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在场的新加坡女高音歌唱家苏燕卿女士，听完这场音乐会后十分感动，即邀请我到新加坡教学并演奏。我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演奏家不应单纯炫技，还应具备多种学识，如文学、艺术、哲学等以丰富自己的音乐涵养，这样才能使演奏更有深度，更有感染力。熟悉我的朋友评论我的演奏热情细致，音色饱满，节奏铿锵，我和演奏者的配合能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在伴奏方面，我始终记住前苏联著名声乐家苏石林教导的原则，“伴奏是艺术指导，而不仅是演奏音符，而是和演奏者共同进入意境。”我和著名小提琴家孔昭晖合作演奏了五首中国乐曲的CD专辑畅销国内外。2004年我随新加坡百合女声合唱团参加中国文化部在无锡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合唱节，我获得优秀伴奏的称号。
我虽然擅长演奏西洋古典及浪漫派的音乐，如肖邦、舒曼、李斯特等名家作品，能给人们深入的领悟和启迪。但是，我始终感到自己身上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一个西洋乐器的演奏家，要敢于用西洋乐器钢琴来创新地表达中华民族的音乐。两位音乐家前辈，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贺绿汀及中央乐团前团长李凌曾这样教导过我。晚年，我花了不少心血把中国民族乐曲改编成钢琴曲。50多年前，我改编的《梁祝协奏曲》的钢琴部分，如今还有很强的感染力，这说明民族乐曲的生命力很强。崔世光把《松花江上》这首歌改编成钢琴曲，我每次演奏此曲时热泪盈眶，倾情之下，指尖之间，有家归不得，有仇不能报，悲愤交加的旋律中凝聚了我爱中华，我爱家乡的深厚情怀。我还改编了数首地方乐曲，如广东音乐乐曲《娱乐升平》等成为钢琴曲。我所演奏的《百鸟朝凤》钢琴曲，是著名作曲家王建中编的。乐曲运用钢琴技巧中丰富多变的装饰音技法唯妙唯肖地模拟出了唢呐吹出的类似于“口技”的各种鸟鸣声，其中尖锐的小二度音程关系凸显出了唢呐高亢激越的音色特点，既保持了北方乐器及音乐粗狂质朴的风格，又利用了钢琴的和声烘托出喜庆热闹的欢庆场面。
1993年我去了新加坡，此后长期定居。在新加坡20多年，我除教授钢琴外，还曾担任多个合唱团的伴奏。我花大量的时间把在美国学到的新教学法结合自己数十年来的演奏经验贯穿于教学实践之中。活到老，学到老，练到老，我手不离琴，钻研使我的琴艺更上一层楼。在教学中，对年幼的孩子，我认为不能以数拍子的方法强迫他们每天固定完成练习任务，也不要以考级为目的而学钢琴，而是要培养他们对音乐的爱好，对音乐的感情，让他们沉浸在自己创造的音乐声中。
我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性格，不同的领悟力、音乐感的强弱和技巧的高低，采用不同的教材，引导他们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学。我也倡导中老年人学钢琴，以防老年痴呆症。我的琴艺和教学成绩得到新加坡音乐界的肯定，新加坡赠给我一个美名“曾祖母级的钢琴家”，我很爱这个称号。
2008年，中国著名高级录音师杨四平先生亲自扛了重达100多斤的器械来新加坡为我录音。由于时间仓促，我只能弹奏平时练习较多的乐曲。录音完成后，杨四平先生还亲自到中国唱片总公司广东分公司向他们推荐，后来被广州松竹梅影音有限公司接受。
2009年，我的第一张专辑《一代大师I》问世，由松竹梅公司出版，通过全国新华书店发行。2013年又出版了《一代大师II》在广州国际高级音响节发行。同年，我的专辑《一代大师II》荣登2013第九届“十大发烧唱片榜”，在广州我接受了广东音乐家协会颁发的“终身艺术成就奖”。
难忘的2017年
我的《梁祝》钢琴曲于2017年2月在新加坡的一个“老不得空”座谈会上演出后，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我的琴声能够感染千万听众是我最大的幸福。2017年5月18日，我在香港会展中心接受了第五届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这个大奖肯定了我一生为音乐艺术事业所做的贡献。一位同乡新华社记者采访我，把我一生的业绩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稿上，并称我为“中国最好的钢琴伴奏”。9月17日，我在新加坡“同济慈善夜”电视筹款晚会上再以一曲《梁祝》获得全场两次起立的热烈掌声，并获得2万9527通电话捐款通数，是当晚众表演者之首，新加坡电视台实况转播我在此晚会上的演出。
这一年还有令我最感动不已的一件事是，2017年4月18日从上海启程，前往广东惠州，开始了我的寻根之旅，回到了我的祖籍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紫市镇雅寄鹿水洞村，实现了我祖辈和我的心愿。那些天我在热心好友和当地政府、侨联以及众乡亲的帮助下找到了我祖父母曾经居住过的祖屋。当我走进祖屋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热泪盈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面对祖宗的牌位轻轻地说，“祖上的公公婆婆，你们好，我来看望你们了。”
这一刻，我圆了我们家族三代人的百年思乡梦。我的乡亲们还告诉我，根据文史资料查证，我的祖父巫恩福曾是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夏威夷创立兴中会时的129位在册成员之一，是早期的革命同志，并捐款资助孙中山革命。我站在祖父母捐助建造的学校前，看到学校里纯洁可爱的学生，感受到了祖辈对祖国对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在祖籍龙川的这几天里，我每天沐浴在乡情和亲情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岁末，又有一次惊喜。中央电视台邀我参加它们的创新节目《经典咏流传》，准备在春节时播放。他们一队人马不辞劳苦，来到新加坡为我录制节目。这是央视在新时代打造中国电视文化节目的新尝试。我很荣幸能参加首次的创新节目。更让我激动的是我将面向我的骨肉同胞----我日夜挂念的风雨同舟的亲朋好友，广大的听众、观众，为他们再做一次演出。这次机会圆了我的人生之梦。在此，我对央视表示万分的感激。在我87岁高龄还能为广大的听众、观众奉献我的琴声和音乐是我最大的幸福。
2018年8月，我来到我母亲的家族小港李家的祖根地：宁波北仑参加“丝路琴声宁波国际钢琴节”。
作为中华民族的音乐人，我一生与钢琴为伴，钢琴是我的依托，我的生命。到了耄耋之年的我，愿老骥伏枥将余生奉献给音乐----钢琴演奏及钢琴教学事业，继续为音乐事业贡献一分余热。生命不止，琴声不息。我坚信：音乐有坚强的生命，有丰富的营养，它滋润着我们的大脑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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