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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 厦门街63号

1965年的厦门街。(市区重建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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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祖父母、父母亲在厦门街63号生活了九年,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也先后在那里出生、长大。

厦门街和直落亚逸街十字路口的一栋三层楼建筑,从1917年至1956年,是爱同学校的校舍。校门开向直落亚逸街,但校舍却沿着厦门街伸展。

爱同隔邻就是厦门街63号店铺,当年挂着“信其有”招牌。它就是我的老家,我的出生地。

那时日军已攻占新加坡近两年,并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

从小,祖父就要我记得,并能以闽南话讲出“厦门街,信其有”这六个字。这是我家的住址,万一我迷路,可请路人帮忙。

店内有七个房间

厦门街63号也和街道两旁的其他店铺设计一样,门前的五脚基,由左邻的爱同校舍,连接右边三间店铺,一直延伸到“仙祖宫”。过了安祥山的入口,五脚基继续沿伸至克罗士街(Cross Street)路口。

厦门街的店铺门牌号码,由北京街开始,左边从小号连续不断,一直到直落亚逸街交叉口附近的62号为止,跨街为63号,转头发向北京街方向,逐渐增加,仙祖宫门牌66号,英华学校旧校址70号。

63号店铺内用木板隔开七个房间,楼下三间,楼上四间。楼下进口就是厅堂,厅后边有两个房间;然后是天井,天井一角落搭建一小冲凉房;天井后又有一房。楼下大厅堂右边有一小通道,由外至内连贯楼下三个房和天井,直通最后面的厨房。通道旁有一木梯,可上二楼。

二楼多一个房间,它在最前面,临街,有长窗,盖在五脚基和厅堂前沿之上,是最好的房间。前房和天井之间分隔有两房,天井和二楼最后面的厨房之间又有一房,共四房。

厨房后有一道小铁门,通往后面的安祥山,铁门旁有一旧式马桶厕所,七家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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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二房东

祖父母住在楼下最后面的房间,双亲、我和两个妹妹住在二楼第三间房,隔着天井,可看到祖父母楼下的房间。两个弟弟和祖父母同住。

祖父是二房东,代向房客收租金,並负责管理维修和控制水电用量。他每个月头总带着我到克罗士街(Cross Street)业主万德成商行处结账,交房租。

祖父也时常要我陪他到丝丝街(Cecil Street)一家指定的杂货店,购买配给一家每月所需的米粮。然后,祖孙俩共乘三轮车回家。对这种粮食配给制度,祖父、父亲对英殖民政府都非常不满。除了我们两家人,当时和我们同住在这个店铺里的,还有五家房客。

贫苦的“先生嬷”

楼下厅堂最前房间住的是50多岁的“先生嬷”和她的养女。闽南话以“先生”称呼中医,“嬷”,是婆婆的尊称。“先生嬷”是以为人求神看病来糊口,“信其有”这匾是祖父为她挂上去的,希望有更多信徒相信她。

她一家贫苦,衣服多是补过的,只有在上神时穿得比较好,但也是件洗得发白的布钮上衣。三餐粗茶淡饭,少有肉食。有一回,不知是什么特别日子,她煮了一小砂锅的猪脚肉。从后面厨房捧去房间时,砂锅柄突然断了,几块猪脚肉掉落在地上。

“先生嬷”蹲在地上,忙着抢救。祖母看了于心不忍,也蹲下要帮忙。她好不尴尬连声道谢,拒绝祖母的好意,快手收拾在地上的猪脚肉,匆忙回房去。不久她拿着一把破扫帚,要清理地上的砂锅碎片、汤汁。但祖母已经帮她清理好了,她一边感谢祖母,一边解释说猪脚是一个病人的家属送的。因病人病情有起色,猪脚是用来答谢神恩的;她已好久没吃肉。当时我也在场,感到她的无奈和哀伤。

阿幺的米粉与魚饼粥

和她一板之隔,住了一对贫病夫妇。丈夫年轻时在码头当苦力,后来因工伤而不能工作,整天躲在房里,几乎没有踏出房门一步。养家的责任就落在妻女身上。

妻子绰号阿幺,在街口摆一摊位,卖米粉、魚饼粥。我早上上学时,如没吃早餐,就会和她买一小盘米粉,外加一小碗粥,只卖一角钱。阿幺喜欢为我在粥里添多些鱼饼、花生。至今我还是认为阿幺的粥,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粥。这或许因碗中融入了一分回忆,一分邻里之情。

她女儿在别处当女佣,很少回家。谈到她女儿,阿幺似乎很自豪。但谈到她的男孩阿木时,却愀然不乐,担心他给私会党徒伤害,或给“马打”(警察)抓去。这个十多岁的男孩,整天游手好闲,时和街坊一些同年龄层的混混,到处惹是生非,时有便衣警察(暗牌)做家访。

二楼的房客

二楼前房的房客家长也姓欧,是我们的宗亲,辈分很高,祖父要我称呼他为叔公,他在《星洲日报》工作。

夫妇倆有三个男孩,最小的名钟福和我同龄,后来在南大中文系与我同班。张瘦石老师上课前要点名,大概我和钟福名字发音相近,老师念他姓名,我举手,念我姓名,他举手;有时两个都举手,有时两个都不举手,弄得张老师莞尔而笑。钟福有两个孪生的哥哥。

二房住了一对中年夫妇,丈夫也在报馆工作,但却是《南洋商报》。

他们夫妇有个十多岁的男孩子,绰号“扁头”。一家人都很低调,沉默寡言,只和前面欧家、我祖父母和母亲交谈。

这两家房客时常送报纸给祖父,偶尔夹有《中兴日报》。

祖父用这几份报纸教我识字、造句。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有《南洋》《星洲》两家华文报。

住二楼最后面房的房客最神秘,是一对年纪挺大的夫妇,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名叫阿支。

祖父和其他房客都不太喜欢和他们来往。邻里有流言说,那男人在“马打间”(警察局)蹲过,有案底。他的妻子时常出门打工。

邻居也传说那女孩手脚不干净,喜欢偷鸡摸狗,也喜欢和邻里少年扯蛋吹牛。

母亲在二楼和这家只有一天井之隔,却也相安无事。祖父、母亲常告诫我不可跟阿支上街,但母亲却不时还给阿支一些旧衣服、日常用品。

斜对面的店铺

63号的斜对面也是同样的店铺,在街口是咖啡店。它隔邻的店铺,记忆中有个招牌“张再来”,是家中医兼药店。

记得这招牌,因为祖父常笑说它有些“不安好心”:希望病人再来光顾。

“张再来”的格调,似乎低于“信其有”。它和隔壁的两家店铺的五脚基,在大门旁排长凳和几张椅子。许多大妈午后常在此聚会。她们玩牌、排龙门阵、谈天说地,道尽街坊大小事;偶尔也会为孩子和标会银事大声争吵。

祖母、母亲不太愿意和邻里这些大妈交往。但母亲却每天黄昏,吩咐我把丽的呼声播音器放在二楼房门外,与房客和一些邻里孩子分享。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应是大家最受欢迎的娱乐。和邻居分享,大家都高兴。

母亲喜欢丽的呼声的戏剧、歌曲和黄正经的潮语故事;我偏爱听讲古,尤其是王道的厦语讲古。记得他讲的鹰爪王,当时多个孩子盘坐在二楼走廊,全神贯注听节目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

搬离厦门街

厦门街的店铺都一样,环境简陋、卫生条件欠佳。厕所要靠36门的粪车和工友每天来清理。时常停电、制水。老鼠、蟑螂和苍蝇是常客。然而,在当时屋荒的环境下,这有水、有电的店舖,提供可算是不错的居住条件。祖父接手为63号的二房东,20多年内没有房客帮离。

后来第一家搬走的反而是我们。妈妈在我九岁那年病亡,几个月后父亲申请的“改良信托局”(SIT) 组屋分配下来,我们和祖母搬入新组屋,和父亲、继母同住。祖父则继续留在厦门街生活,直到他老人家过世,那已是1957年的事了。

店铺被拆除

我和祖父母、父母亲在厦门街63号生活了九年,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也先后在那里出生、长大。很自然地,对这些老店铺、街景、房客,怀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段童年岁月,蕴藏着许多的回忆,有温馨、悲痛,有对已离世亲人的思念,尤其是英年早逝的妈妈;为我启蒙的祖父;对我们兄弟姐妹无微不至、爱护有加的祖母,更是不能忘怀。

70年代中期,厦门街63号和隔邻的几栋店屋、街口的校舍都被拆除,在原地面上改建成厦门街熟食中心和停车场。

旧貌已不复存在,但我还是喜欢时常到厦门街一带走走;1980年代,有空时带着孩子到厦门街看看,告诉他们,这是老爸当年出生的地方,人不可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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