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大学系主任找我，问我要到英国、澳洲或美国留学，我选择后者。
第二年，在巴耶利峇机场告别家人，22岁，我第一次搭乘飞机，第一次出国，虽然踏上自己选择的深造路途，但并不兴奋。
1966年是我在新加坡大学最后一学年。65年5月中，经济系秘书通知我，系主任游保生教授要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心中有些不安，不知道是自己犯了什么错。游教授平时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一些学生给他在课堂内外数落过、责骂过。
没想到进入他办公室后，游主任居然面带笑容，问我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我告诉他想出国深造，但必须先找一份工作，有储蓄后才留学；除非能得到奖学金或助学金。
他笑着说找我就是为此事。他想推荐我为奖学金的候选人，他手头上有几份奖学金，一是去英国或澳大利亚深造的哥伦坡奖；二是去美国大学进研究院。
我选择后者。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比较过英美出版的经济学课本、参考书，较喜欢美国书本，内容有图表，行文清晰；而且我也喜欢美国大学的学分制。他不置可否，忠告我美国的研究院风险较大，不过鼓励我只要用功，应可以克服困难。过后，我把这事束之高阁，专心当时的功课。
申请奖学金
1965年7月中，收到系方正式通知，让我和两名同学北上吉隆坡，去当地的“福布莱奖学金办事处”（Fulbright Commission office）面试，启动申请奖学金的流程。
我们三人一起乘搭火车到吉隆坡，一路上两个同学谈谈笑笑，我却静静想着自己的心事。面试分开举行，和我面谈的三个美国人，居中是名30来岁的女士，她问题最多。左右两旁的男士较年轻。这女士相当健谈，态度和蔼，告诉我她是美国国际教育机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的代表，负责处理各项奖学金。
问题围绕着几个主题：一、为何我要申请奖学金，将来打算做什么工作？二、我对美国的认识；三、东南亚局势和美苏对峙如何影响这区域。
因为我念的是经济和政治，平时也关心时事，阅读报章、杂志、看电视，所以这些问题我都能从容作答。这位女士对我能说出美国历任总统的名字和一些他们的政策、事迹，感到惊讶。在美苏冷战课题上，从古巴危机、朝鲜战争，谈到南北越对峙。我只简单回答，但点出美国应重视中国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感觉上不是口试，更像是讨论。只有在美国黑人投票权的课题上，她似乎稍有些尴尬。因为我针对她吹嘘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自由、最有人权后，故意将她一下。不过，她风度不错，告诉我这投票权问题将会迟早解决。在区域课题上，我坦率告诉她，美国关注的是南北越战争，马来西亚最关心的是印尼的对抗，和国内种族宗教的问题。
结束面试时她说，会正式通知我是否获得奖学金。我和另两个同学回新加坡途中，没有交流各自面试的经验。
突然宣布新加坡独立
回新不久大学放假。假期中，8月9日我们从收音机听到重磅的消息：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了！
这突然的变化几乎改变我的前途。8月9日晚上，我在家里电视上看李光耀总理的记者会。他一度哽咽流泪，暂停谈话。我感到震惊，有种孤臣弃子的悲愤。马来西亚共市没有了，新加坡今后是否能生存下去？我是否应该放弃深造，或选择加入公务人员行列？压下心思，我专注1966年1月的大考。
1月22日学年结束，2月底放榜，我得到二等上级荣誉学位。不久加入财政部的贸易署为行政助理 。6月中，收到IIE正式通知书，我得到福布莱奖金（Fulbright Grant）和福特经济奖学金（Ford Economic Fellowship）。和师长、上司、家人和朋友讨论过，经过一番天人交战，决定辞职，往美国深造。
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出国
1966年8月5日，家人、好友去巴耶利峇机场送别。那天早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但我心头却很沉重。和家人一一告别，大弟感叹道：“你可能再也见不到祖母了。”祖母因为年迈体弱，父亲不让她来机场，但她前一晚已哭到双目红肿。思念老祖母，心情更加难过。小妹后来说，每当她想到送行的这一幕，总有想哭的感觉。那年我22岁，人生第一次搭乘飞机，第一次出国，一飞就是到万里外的美国。虽然踏上自己选择的深造路途，但并不感到兴奋。
天真的美国大兵
飞机将在南越西贡停留。飞机将降落时，跑道两旁堆着沙包，上架机枪，感到惊讶。虽然略知南越在1966年前的局势：南越吴廷琰倒台、东京湾事件、美军轰炸北越，但想不到会目睹这种备战的场面。
飞机停留近两个钟头，上来一批又一批身穿军服的美国大兵，把机舱都坐满。他们兴致挺高，大声讲话、开玩笑，从他们言谈中，知道他们将飞回美国老家。
两个阿兵哥和我坐在同一排座位，一黑一白；黑的来自肯德基州，家务农；白的来自俄亥俄州，父亲是蓝领。知道我来自新加坡，很好奇，问了一些天真的问题，他们似乎把新加坡当成海盗窟。
耐心告诉他们新加坡是个海港城市，曾是英殖民地，也是英军的根据地，二战后老英遗留下军港、军用机场和指错方位的大炮等设施；是个华、巫、印共处的社会，有各种族的风俗、建筑和美食。
来自肯德基州的阿兵哥，挺羡慕我进入隔州田纳西州的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说它是好学府。
问他们到南越为啥？两人异口同声说：“Fight the Communist！（打共产党）。”
从他们口中得知全机士兵，都要在下一站关岛下机，然后由军方安排飞往美国其他城市。
和美军搭乘同一客机飞往美国，是个奇异的经验，有些匪夷所思。
遇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
夜晚抵达关岛，不知道是何日何时，但机场灯光通明。一下飞机，广播器传来坏消息：因为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班机受影响，乘客必须抽签，决定谁能够继续行程飞往檀香山。
焦急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地勤人员喊了个英文名，我并不知道是指我。因为没人答应，那个老兄才加一句：“从新加坡出发的乘客。”我才应声，总算过一关。
浓浓睡意下，飞抵夏威夷的檀香山机场，办手续又飞了好几小时，总算飞到旧金山。
进入搭客大楼，一位年轻男士拿着IIE牌子，我上前礼貌的自我介绍，强调来自新加坡，以避免老美在名字上再摆乌龙。看了我几眼，他说之前以为我是个女生，似乎有些失望。他淡淡地递给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旅馆的地址，然后指着外面的通道，告诉我搭德士的车站，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上了德士，车子开过两条街，转过弯便到旅社，车资10元美金。旅社相当简陋，但住一晚也要100美金，而且要预先付款。实在太累，不想争论，拿了钥匙搭旧式有铁门的电梯上楼进房，放下行李箱就上床大睡。
不一回功夫就醒来，找出信纸，洋洋洒洒写了封长信给大妹，诉尽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和旅程的经历和委屈。悲从中来，不知何年何日再见家人？然后迷迷糊糊又睡了一会儿，已是清晨。
来时已认定机场方向，拖着行李箱，步行到不远的机场。旧金山的早晨有些寒意，渐渐感到自己在异乡，有些孤单凄凉的感觉。在机场等待好一阵子，内陆客机柜台才有职员出现，办理登机手续，飞往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段旅程倒是简单、快捷。
六周的迎新生班
到丹佛机场，有大学的人接待，和十多个外国学生共乘巴士到波得（Boulder）镇该大学宿舍。办理手续后就蒙头大睡，醒来只见窗外阳光灿烂。走出宿舍，抬头一看，连绵不断、白雪皑皑封顶的洛矶山脉就在眼前。整个校园绿油油的，周边种着好多不知名的小树。出国后，第一次留意周边的景色。眼前的美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走向学生中心，问一个迎面而来的美国人，才知道当地时间是8月6日下午，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时差，飞行旅程中度过了两个8月5日。
我加入第二批的迎新班，班上有36人，课程是IIE为外国学生而办的，主要介绍美国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和现状，以及如何跟美国人相处之道。
这本来是项很有意义的迎新生活动。然而，两位主讲教授，一位太过夸张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另一位教授高傲、屈尊俯就的态度，更是令人反感。从来自中美、南美、非洲的学生所提的问题、评语、意见，体会他们对美国人的优越感，美国政府干预他们国家内政，以及跨国企业的行为不满。
上了六周的课，意外得到一张IIE证书。简单毕业仪式后，同学各飞东西，前往各自深造大学的城市。就读范德堡大学的有五人，我和其中三个来自台湾、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同学，一起飞往范德堡大学的所在地。
抵达时已黄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班（GPED）的一女秘迎接我们，安排我们入住宿舍，並分发给我们大学的学生手册、校园地图、宿舍说明书等文件。这些我都很珍惜，保留至今。
隔天到研究院办理入学手续，到GPED办公室签一份遵守校规和荣誉Code of Honour公约书后，才正式进入范徳堡大学，开始我在美国留学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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