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五年的博士之路

我大妹误以为我已考完博士生资格考试，在我口试前夕，来信告诉我祖母三个多月前已经病逝，父亲也出了些状况。知道这突变后，我伤心欲绝，觉得对不起祖母，没能见她最后一面，也忧心父亲的状况。

隔天下午3点口试时，脑海一片空白，简单的问题，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或答非所问。

五位主考教授都错愕，面面相觑。毕利茨教授喊停，陪我离开教室，问我发生什么事。他绷着面孔听完我忍着悲痛陈情后，一言不发再入教室，十多分钟后出来，告诉我口试延期。

范德堡大学坐落于美国的田纳西州纳士维尔城（Nashville），建校于1873年，是所私立研究型大学。由美国当时的铁路及航运大亨科尼士·范德堡（Cornelius Vanderbilt）捐助建立。

我进入其研究院时，该校已有90多年历史。当时，其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以及经济发展研究课程（Graduate Progra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GPED）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心都颇有盛名。2018年大学资料显示，范德堡大学名列美国大学前14名，过去毕业生荣誉榜上，包括两位美国副总统、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七名诺贝尔奖金得主。

校园在纳士维尔城市区的南部，我在1966年9月入学。我所获得的奖学金指定要我进入经济发展研究班（GPED）。课程训练发展中国家从事制定发展政策的政府官员，我是1966/67年班，有26名来自泰国、韩国、台湾、印度、中东、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与地区的学员。班上只有一名女生，来自巴西。

GPED课程为期一学年，分秋、春两学期，夏天学期是辅助性。学员必须修读至少八科或24个学分，考试全部及格后，才取得证书。校方规定课程完成后，多修六个学分，交出一篇论文，可得硕士学位，并可申请攻读博士班。我由1966年9月的秋季到67年5月的春季，已修完八个学科，完成24学分，获得GPED的证书，再加上夏季的两科经济发展（六个学分）和一篇研究《天然橡胶的需求》论文，于1968年获得硕士学位。

第二学年我报读经济系博士班，也申请奖学金。奖学金名额有限，往年只颁发两三个，竞争剧烈。为了多个机会，几个有望得奖学金的学员，也申请其他大学。我选择康奈尔大学，得到乔治斯鸠·罗丹（Georgescu Rogen）教授的推荐。他老人家名满天下，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资深的数学家、统计学大师，公认为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 ）开山祖师之一，和森默生（Paul Samuelson）教授为好友。

森默生和许多同辈的学者、专家都认为，乔治斯鸠教授应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得主，但至1994年他去世，都没得到这荣誉。

康奈尔大学拒绝我的申请，我有些失望。还好两天后，范德堡大学通知我已得到从1967/68学年开始的三年经济系奖学金。留在范德堡，本来就是选择之一，但我仍好奇致函询问康乃尔，拒绝我申请的理由。康乃尔回封客气的信，指出我的申请手续不全，只收到两份推荐信的其中一份。我向另一个推荐我的威斯菲尔（Fred Westfield ）教授询问，他才发现没有把我的推荐信寄出，连连道歉。

事后才知道，当年只有我和一位来自土耳其的伊立士（Eris）得到奖学金。伊立士聪明绝顶，生有异相：一字眉。

另一位奖学金竞争者是来自台湾的小洪，他无奈只好转校。从此我失去互相照顾、谈得来的好朋友。

1967年春季开学不久，我突然出水痘，校医诊断后断无大碍，但把我“束之高阁”，“软禁”在诊所附近一房子的二楼，不许和别人接触，诊所安排人送三餐到梯口。在那七天我如坐钉毯，心焦课程的进展。每天黄昏，小洪总会来探病，我在窗口听他简报今天讲课的大概内容，对他心存感激。

后来知道他得到明尼苏达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博士课程。回国后我在新加坡大学任职，游保生教授告知小洪，申请系内讲师职位，我当然支持，并写信邀请他来新大。但他没来，也没回信。记得他有个心愿，得到博士后，申请绿卡留在美国发展。

奖学金有了着落，1967/68 学年秋、春两学期，我继续修读八个学科、24学分，修完两个副科发展经济和数量经济的选修课，外加货币学和经济思想史。两学年共修读18课程，累积54学分，超过博士学位要求的48学分。

此外，校方也要求研究生修两门外语。我和GPED主任沃里（Worley）教授讨论后，才知道自己是来自非英语国家，只需一门外语；而且数学可以代替外语，这大约是经济系接受数学是一种语言（mathematics is a language ）的看法。我猜测这决定和乔治斯鸠教授的想法有关。所以在夏季，又选修两门微积分代替外语。不过我失去修读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的机会。

下一关是博士生资格考试（PhD Qualifying Examination，QE ），校方一学年举办两次QE，分两部分：三科笔试，加上几位教授的口试。

我要求第三学年1968秋考QE，但指导教授毕利茨（Rudolph Blitz ）教授不答应。他要我专心和他共同研究关于专业女性就业率（Female professionals participation rate ）的课题。第三学年我是他的助教，只好尊重他的安排。

我的QE延迟到1969年春季。顺利考完笔试，但10天后的口试差些出问题。我大妹误以为我已考完QE，在我口试前夕，来信告诉我祖母三个多月前已经病逝，父亲也出了些状况。原来，这几个月大妹一直扛着、按下噩耗，不让我知道，以免影响我的QE。

知道这突变后，我伤心欲绝，觉得对不起祖母，没能见她最后一面，也忧心父亲的状况。隔天下午3点口试时，脑海一片空白，简单的问题，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或答非所问。五位主考教授都错愕，面面相觑。毕利茨教授喊停，陪我离开教室，问我发生什么事。他绷着面孔听完我忍着悲痛陈情后，一言不发再入教室，十多分钟后出来，告诉我口试延期，系里秘书会另行安排我考试的时间、地点。

为使自己心情平静，我留下联系电话，几天后飞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和一个来自新加坡，在科州的朋友相聚。在科州写了好几封家书，安慰大妹。几天后飞回纳城，情绪逐渐平复。15天后，顺利完成口试，主考教授似乎都松一口气，毕利茨教授当众骂我傻（silly），说第一次口试当天早上，就该要求延期口试。

接下来须完成博士论文，这最后的一程却是最具挑战性、最耗时的 ，花了两年半才完成。

首先要选定研究范围，起草大纲，拜见教授，邀请他们任论文导师或论文委员会成员。委员有五人，要先得到至少三位教授的同意，系主任指定另两位。

我首先拜见乔治斯鸠教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大多数研究生都不愿在他监督下写论文，因他有不断要求学生修改论文的习惯。但我很佩服他，而且第一二学年，我修他的四门课，都获得好成绩，也知道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但我失望了，他不肯做我的导师，因为他要研究的是纯理论的题目，而我提的题目是实验与理论并重，不合他的口味。不过，他答应成为我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也对我的研究题目提出一些意见。

我也找威斯菲尔教授，他对于我要研究的“多元生产地、多元市场、多元产品的模式，试测其生产和成本函数”（production and cost function of multi-plant, multi-markets, and multi-products）的课题有兴趣，指点我发掘更多相关的经济理论。但因为他接下来两年接受世界银行的任务，必须时常出国，不能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但可出任我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他建议我去和毕利茨教授讨论。

毕利茨教授很乐意作为我的导师，但他自谦说自己的数理和统计无法指导我，推荐一统计学的教授班·波茨（Ben Bolch）加入委员会给我指点。班·波茨几个月后辞职，经济系重新赋值一位新来的数理经济学台湾籍的黄镜如助理教授，加入委员会。沃里教授为GPED 的主任，自然成为委员。

在研究和写论文过程，毕利茨和威斯菲尔给我许多意见和指点，也向黄教授学习如何用电脑计算数据和一些数理方法。一些特别的难题，就请教乔治斯鸠教授。我也不时向委员会外的唐宗明教授讨教经济的课题。唐教授1940年初就到美国念书，毕业后专业研究经济发展和农业经济。和他的谈话使我对中国大陆、台湾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情况、发展多一些认识。

我花了近半年阅读参考理论及其他资料，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寄居在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seminary） 一个多月，到美国邮政总局收集统计数据；过程中，认识美国166个中小城市和市镇。回纳城后，开始计算、测试、估计。当时没有个人电脑，研究过程，得拿着厚厚一叠打洞的Fortran程序卡片，惴惴不安的走去电脑中心，排队把程序和数据data交给负责人员，痴痴等待印出来的计算结果。如结果与假设议题不对称或不一致（inconsistent with hypothesis），就需要确实计算是否有错，用的变数（variables）是否合理，调整修改后重新再来。

看过有几个研究生因为不小心把电脑程序卡片掉落在地上，必须重新一张张捡起，清洁后再排列，他们或悻悻然或惘然若失或勃然大怒的形形色色，依然记得。每当想起这段经历，又看到1990年代后个人电脑普及、迅速的计算，一方面欣赏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心有戚戚焉，生不逢时也。

接着花好几个月，起草、修改、再修改，先后两稿，到1971年秋才把300多页的论文呈交给论文委员会。

1972年通过论文口试。口试时，乔治斯鸠教授几次提出刁难的问题，但我经过两年多来写论文的过程，熟悉有关的理论和数据，自信地作答。他有些意见，威士菲尔持不同看法，和他争辩；有些问题，毕利茨不以为然，说他离题。不过他建议三个段落要修改，使论文更清晰，更有说服力。其他委员也不反对。

过后，我在会议室外焦急等待宣判，看到窗外开始飘雪，不远大树上，有一只我喜欢的红衣主教cardinal小鸟吱吱的叫着，似乎不满冬天的寒冷，也似乎在安慰我不需焦急，它向来是我的幸运伴侣。

约20分钟后，乔治斯鸠推门出来，眼睛盯着我几秒钟，然后咧嘴一笑，和我握手，说：“恭喜你，欧博士！”第一次觉得这位老先生也很可爱。

我完成博士学位了！但将近一年后才收到博士文凭。因为急着回新加坡大学任职，回国后才着手修改论文，又不能全心的投入，三个月后才把修改好的论文寄回大学给五位教授签名，手续完成后，已错过1972年5月的截止日期，要到隔年春才收到博士学位文凭，和教授们签名的论文最后版本。那时我在新加坡大学已任教一学年。

1973年7月毕利茨教授与我共同合著的文章，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季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登载，这文章肯定我在学术界著作的起步。我收到一些关于这篇文章的询问、澄清、评语。我和毕利茨用美国人口普查和其他统计资料，研究美国各州、市，女性专业人士就业率，我们发现并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美国南部的大小城市，女性任职专业的比率，比北方城市的比率高。其中一个以前许多人力资源研究者忽略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南方比较容易聘请到女佣、家务助理，促使有专业训练、受高教育的女性，较愿意出来工作，薪酬并不是主因。

1985年，我去范德堡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和几位教授再见面，会后用餐、闲聊，谈的大都是范德堡大学的发展和人事变化。唐教授约我单独在肯默兰（Cumberland）河畔公园，谈论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我从政的经过，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意犹未尽。

1996年，唐教授和毕利茨教授联袂来香港、东南亚旅游，也在新加坡停留两天，我们重聚。我安排他们去牛车水、珍珠坊和夜间动物园，也在我家住了一夜。毕教授二战后从没到过东南亚，一切透着新鲜，高兴得像孩童一样。唐教授和我谈了许多，他去了中国几次，很高兴看到中国已经站起来，老百姓生活也改善。我告诉他我所知中国的现状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当毕教授兴高采烈的购物时，唐教授把我拉到店外，有些尴尬的告诉我，他已和隔邻的泰国华侨结婚了。我恭喜他，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鳏居，孩子长大搬走后更加寂寞。同时也很惊讶得知毕教授和太太离婚了。

隔天，两位教授要赶早班飞机到峇厘岛，留下一字条谢我。从此没有再见过他们。2002年毕教授去世，享年88岁。几次尝试以电子邮件和唐教授联系，都没有回音。算一算，他今年应该96岁了。回首往事，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