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孙中山追悼大会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追悼大会，可说盛况空前，根据当时报章的报道，当天出席哀悼的人达八九万。

20世纪初，孙中山在进行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期间曾到访新加坡九次，并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追悼大会，可说盛况空前。根据当时报章的报道，当天出席哀悼的人达八九万。当时新加坡的华人只有30几万人口，换句话，四人中就有一人参与，或平均每户都有一人参与，可见那是轰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有必要列入史册。

除了华侨各界外，还有中外领事整装出席，另有日本侨民40余人，欧洲人20余人，马来人百余人及印度人200余人等，可见孙中山的高知名度和人脉的广阔。

孙中山是在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9岁。逝世消息很快传达新加坡，第二天，新加坡的中英文报章都有显著的消息。此后的一个半月，各报章大篇幅报道哀悼通告，孙中山的生平事迹，逝世经过，治丧情形，移灵过程，以及海内外各地追悼会情况。有关悼念孙中山的文章、诗词、祭文和挽联等也日日见报。

除了许多社团和会馆分别举行各自的追悼会外，新加坡华人社会也积极筹划一个大规模的联合追悼会，称为“星洲全侨追悼国父大会”。日期定在4月12日是要配合中国各地同时举行追悼大会的规定。

新加坡的追悼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庞大，有近200位筹备委员，以十人为首的中央委员为领导中心，下设中央书记一人，座办一人，财政股主任一人，建设股主任六人，文事股主任六人、交际股主任六人，纠察股主任六人，宣讲股主任六人。再下层的职员还有建设股干事员数十人、交际股干事员数十人、纠察股干事员数十人、财政股干事员数十人等。

领导中心的十位中央委员依序为张永福、李陵溪、黄肖岩、陈开国、李玉阶、何德如、潘兆鹏、李春荣、符养华和徐统雄。这十人中，五位曾担任同德书报社的社长或副社长，其中潘兆鹏为当届社长，张永福和徐统雄曾担任社长，黄肖岩和李春荣则当过副社长。其中有三人还同时兼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即张永福、陈开国和李玉阶，可见同德书报社和中华总商会领导人在“星洲全侨追悼国父大会”的领袖地位。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3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表决通告同意参与“星洲全侨追悼国父大会”，并借出商会在禧街47号的会址当作临时筹办处。但追悼会会场不可能设在中华总商会，因为需要一块占地面积很大的空间，因此须要另外安排场地。

4月11日追悼会前一天，报章刊登通告，提醒男众臂缠黑纱，女众襟悬黑花，商行机构下半旗。4月12日追悼会当天，有九成五的商店休业，工人停工，戏院如“庆维新班”等，电影戏院如“中华”“英华”“曼舞罗”等均停止开演，甚至作皮肉生涯之妓院也一律歇业。

“星洲全侨追悼国父大会”会场范围广阔，除了设有主祭坛外，也设置“中山遗迹陈列所”，陈列孙中山遗像，以及展现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与孙中山的书信，以供祭者了解和缅怀孙中山的事迹。会场还设置宣布台、各界招待所、救护站、职员办公室等，可谓设备齐全。另外还有一个中山舰模型和一家高档的南京酒家。

场内的主街道为中山路，其他衔接道路分别以孙中山的理念或中国城市命名，分别有三民路、五权路、共和路、护法路、光复路、北京路、天津路、武昌路等。追悼会四个入口大门，分别命名为“平等”“互助”“博爱”和“自由”。会场各处及街道的出入口皆挂满各界所题的追悼挽联，计有4000副左右之多，让会场显得庄严肃穆。

从报章刊登的追悼会会场平面图来看，可以清楚看到有条南京路，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会，以为会场就是在今天的南京路附近的芳林公园。其实并不正确，追悼会会场是在丹戎巴葛的“欢乐园”。欢乐园是新加坡最早创立的游乐园之一，于1924年2月正式开幕。欢乐园成立初期，据报道是新加坡唯一的“金迷纸醉之地，每逢良宵，门前马龙车水，园中游人如蚁”。欢乐园的具体位置是丹戎巴葛火车站东面与广东民路之间的一大片土地上。

欢乐园的创办人是林德金（1882-1938），出生于新加坡。他的第一任夫人是金门籍富商王三龙的长女。林德金以经营洋酒杂货起家，后兼营黄梨和咖啡贸易致富。欢乐园附近有两条街以他的姓名和公司命名，分别是林德金路（Lim Teck Kim Road）及和昌路（Hoe Chiang Road）。

追悼会当天，正式宣布追悼会开会者正是同时代表同德书报社和中华总商会的张永福，他无疑是追悼会筹办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张永福也曾在追悼会前多次刊登征文广告，鼓励各界将有关纪念孙中山的资料，包括诗、词、歌、赋、谣、文、哀、诛、挽联、纪事、地方琐闻、美术等稿件，寄交给他，以便日后编印成册，以兹怀念。

追悼会结束后，张永福继续主导善后工作，包括决定将所有挽联暂时保留，以作为编辑哀思录的资料，两座孙中山遗像分别送交中华总商会和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

孙中山在1911年12月16日最后一次离开新加坡后，就不曾再踏足新加坡。14年后他在中国逝世，新加坡社会为他举办如此隆重和庄严的追悼会，而且得到新加坡各界积极参与追悼，可见孙中山的精神和志业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