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 拥抱陈嘉庚精神 新加坡表现会更杰出

历史学家王赓武在探讨“陈嘉庚留给21世纪的文化遗产”时说，陈嘉庚是企业精神与儒家道德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典范。他在生意失败后，全方位争取更高成绩，如果新加坡人都拥抱陈嘉庚的这种精神，新加坡就会有更杰出的表现。

陈嘉庚逝世超过半个多世纪后，要了解这位本地先贤的历史定位依然很不容易，即使是对王赓武如此杰出的学者而言。

王赓武年少时就听父亲谈起陈嘉庚的功绩，曾在陈嘉庚侄儿陈共存带领下，参观陈嘉庚家乡厦门集美、厦门大学和陈嘉庚故居，也读过各种与陈嘉庚有关的书籍，还发表过以陈嘉庚为题的主题演讲。可是今年89岁的他，依然在寻思陈嘉庚一生的卓越功绩，思考认识这名先贤的意义。

陈嘉庚倡立的华侨中学今年庆祝100周年，华中百年华诞系列讲座的压轴是邀请多位学者和陈嘉庚后人重新探讨“陈嘉庚留给21世纪的文化遗产”。这场公开讲座本月19日在华中校园内举行，吸引不少关心这一课题的公众前来聆听。

除了国大东亚研究所前主席王赓武教授发人省思的主题演讲，多名海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例如陈嘉庚与女婿李光前，陈嘉庚与林文庆，陈嘉庚与弟弟陈敬贤，陈嘉庚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灵魂人物林连玉的关系，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

身为历史学家，王赓武最感兴趣的是，陈嘉庚如何成为过去数世纪不断演变的中国儒商代表，以及他是否受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的易经思想影响？

陈嘉庚是把企业精神与儒家道德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典范。他在生意失败后，投身于更崇高的社会改革运动，提供资源学习先进思想，掌握新方法提高表现，全方位争取更高成绩。王赓武说，如果新加坡人都拥抱陈嘉庚的这种精神，新加坡就会有更杰出的表现。

王赓武也发现，陈嘉庚和很多华人在看待权力变更时，不是把善恶、阴阳、古今等概念放在对立或互相毁灭的两极来看，而是采用古老易经的智慧，明白善恶之间的矛盾能化解，光明之后的黑暗不是灾难，因为光明会回来，也明白现在包含过去，重要的是能辨别那一部分过去对现在有所帮助。

王教授也在演讲中提到旅居澳大利亚的历史学者杨进发博士和他的著作《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强调这是研究陈嘉庚必读的著作。他原本希望能由杨进发来谈陈嘉庚，可惜对方刚刚与世长辞。

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1993年在香港召开时，王赓武受邀发表主题演讲，他马上想到陈嘉庚是华商的精神典范。陈嘉庚不仅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南洋最早具有环球化视野的华商，他生产的物品很早就销售到世界各地，而他向外发展的胆识为他带来国际声望。但这也为他的商业王国带来危机，特别是遇到他难以掌控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王赓武指出，最让人感佩的是，陈嘉庚在生意失败后能从各种事务中抽身，把自己重新打造成深具影响力的社群领袖，他的救国理念感召成千上万人，影响范围非常广。

王赓武曾在1993年的演讲中，提出那些想追随陈嘉庚的华人所可采用的四种攻略：

第一种攻略是，在外地赚了钱后衣锦还乡，在家乡建校铺路造福乡民族亲。过去要当名好华侨都会这样做。

第二种攻略是，把赚到的钱投资在自己居住的新家园，帮助新家园变得繁荣昌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当地社会各阶层紧密联系和建立共识，让彼此有共同的未来。

第三种攻略是，一旦所在地不再符合安居乐业的条件就撤离，迁移到更自由、更安全，同时能让自己保住华人身份认同的地方。

第四种攻略是，善用能力资源扩大地方势力，必要时走入政治领域来捍卫自己作为华人的权益，甚至致力于改变中国，帮助中国变得繁荣昌盛。

王教授说，他在1993年时从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陈嘉庚如果还在世，肯定认不出中国，但他相信陈嘉庚会很赞同中国当时的变化。

他在回看陈嘉庚一生时，认为陈嘉庚起初采用第一种攻略，后来改用第四种攻略。王教授认为，当陈嘉庚的本地声望越来越高时，他也可能采用第二种攻略，留下来建设新加坡，他唯一不会采用的是第三种攻略。

不过25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在新加坡生活23年后，王赓武教授对上述四种攻略有新的想法。他无法想象今天还会有人愿意采用第一种攻略，把钱寄回中国帮助乡民。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不需要这种帮助。第二种攻略，即优先发展新家园才是大家理所当然的选择。

王教授指出，无论是哪个国家或政府，都会要求自己的公民促进当地企业，也会鼓励大家投资在对自己国家有利的项目上。更重要的是，各地华裔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更大承担，也对其他国民面对的社会问题更为敏感。

他相信如果陈嘉庚生活在今天，他会很直接，很热心的关怀新家园的社群组织，就像他当年关怀自己的家乡集美一样。

至于第三种攻略，王教授不太确定这是否还是一种选项。这种选择在20世纪很普遍，当时很多老牌帝国正被新兴国家取代，有些国家对新移民持开放态度，能包容文化差异，很多发达国家接纳多元文化，不少华人因此选择移居到那些让华族文化和华文教育享有自主权的地区。但是今天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国积极在海外推动中华文化，让很多国家对这些文化运动背后的政治动机产生怀疑。

不过，最明显的变化在第四种攻略。王赓武说，在陈嘉庚生活的年代，社群领袖和殖民地官员交涉或与其他族群领袖交手时，只须代表自己的族群，无须过问全国性议题。殖民地当局也会划分好不同族群的利益范围。

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如果要在地方政治发挥影响力，绝不能只是当名代表族群的华社领袖，必须超越族裔与文化，参与地方政治，关心华族社群以外的课题，愿意和其他族裔居民携手合作解决各种问题。

国大历史系的黄坚立副教授说，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关系特殊，先是雇主与雇员，后是翁婿，但所知细节不多。

黄副教授说，受到史料局限，两人的关系总显得模糊隐蔽。陈嘉庚处事比较高调，加上有回忆录，显得比较透明。李光前比较低调，没有留下个人回忆录，他捐给国家文物局的40箱个人物品后来不知所踪，使到研究工作困难重重。

陈嘉庚和李光前如何相识不得而知，但坊间有借伞之说。比较确切的是，陈嘉庚在1916年聘用李光前负责公司财务和向欧美直销橡胶。

1920年，陈嘉庚把长女陈爱礼嫁给李光前。之后，陈嘉庚曾把一部分华商银行股票转给李光前，帮他进入董事部。1927年。李光前决定离开陈嘉庚的公司自立门户时，两人的关系可能变得紧张，但最终还是化解不愉快，李光前后来助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也在陈嘉庚破产时伸出援手，又帮他组织筹赈会等。

二战后陈嘉庚转向中国事务，翁婿间依然相互扶持。到了1950年，两人合作扩建集美和厦大的设施，李光前负责注资，陈嘉庚负责策划和督建工程。陈嘉庚去世后，李光前回中国治病时，曾感佩岳父晚年转向支持共产中国的胆识，但坦言陈嘉庚与家人关系不亲密，为人固执。为了避免争吵，连他都选择言听计从。

本地历史学者李元瑾博士以“莫逆之交”形容林文庆与陈嘉庚的关系，指出林文庆是具备专业资格的“士”，由“士”成为本地早期跨族群领袖，陈嘉庚则是长袖善舞的杰出商人，由“商”转为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社群领袖。

两人的结交是从橡胶种植开始。1912年秋，陈嘉庚回国办学，林文庆应孙中山之邀到上海，两人同船多日，有机会畅谈中国之贫弱和国民教育。两人办学理念契合，成为深交。1921年5月，厦大第一任校长邓萃英辞职，陈嘉庚向林文庆求救，林文庆毅然抛下舒适生活出任校长，至1937年才回新。

李元瑾说，从厦大发生的各种事件看，陈嘉庚对林文庆的信任程度胜过对弟弟陈敬贤，即使林文庆落入日本人魔爪，被迫交奉纳金，陈嘉庚在也没有在《华侨回忆录》中骂林文庆。

两人最终都“落叶归根”，不同的是林文庆从厦门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却是选择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陈嘉庚在新加坡面对“冷遇”而林文庆被厦大遗忘。但是两人目前都被尊崇为先贤，各有地铁站以他们命名。中国也尊他们为杰出华侨，在厦大为他们立了雕像。

陈嘉庚孙女陈佩仪分享陈嘉庚的家庭生活，勾勒他作为大家长的一面。有四名妻妾的陈嘉庚育有17名子女。但他所生孩子人数远不止这些。以陈佩仪的祖母吴惜娘（陈嘉庚二房）来说，她生了16胎，只有三男三女长大成人。

在儿女眼中，陈嘉庚是严父，不苟言笑，不讲故事，一大早便用藤条敲打房门，要孩子们起来读书或做些有用的事。孩子们对他是“避而远之”。只有儿子成年了，他才会教他们经商之道。

陈佩仪说，陈嘉庚不请朋友到家中做客，也不和家人一起用膳，三餐都是独自一人在家吃，由妻子在旁伺候。等他吃完，便轮到儿子们吃，儿子们吃饱了，才轮到家中女眷。

世界经济在1929年陷入大萧条前，陈家住在嘉文纳路一栋大洋房，生活富裕舒适，有司机、女佣、厨子，还请专人教女孩弹钢琴、跳芭蕾舞和学英文。

陈嘉庚一早醒来便到隔邻的总督府（今日总统府）园地散步。早餐后由司机带他到各处巡视，中午回来用餐，之后午睡片刻，再到办公室处理公务，黄昏回家用晚膳。他热爱阅读，一度有4000本藏书。

生意受挫后，陈佩仪的祖母不仅没有足够家用，有时还得到陈嘉庚的米仓乞讨些米回来。陈嘉庚破产后，大洋房没了，陈佩仪的父亲陈元凯想买武吉知马的一栋房子安顿家人，向一名富裕亲戚借钱不果，没想到陈嘉庚的一名同乡知道此事后，二话不说便把钱交到陈元凯手里，还告诉他不用急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