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华语运动今年步入40周年，第一任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主席欧进福参与运动的前14年。本文为欧进福记述推广这一运动的过程，及他对华语、华文与华族文化的看法。
1979年，我还在文化部任职，当时的代部长是王鼎昌。 6月中王部长在与我讨论文化部的事务后，忽然换话题，问我是否熟悉方言。我告诉他，我在厦门街长大，以讲闽南话为主，母亲是潮州人。在兴亚念小学时，同学间多数以闽南话交流；转校到道南念高小时，才开始多用华语。
王部长接着告诉我，李光耀总理觉得华族方言各社群间，应有一共同语言，也认为方言干扰双语文政策，有意推行一个推广华语的运动，并要他负起这项任务。王部长负责交通与文化两个部门的工作，感到分身乏术，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把这任务做好，问我是否能代劳？
我考虑后，决定接受这项工作：一来作为一个华校生，当仁不让应该为华社做些事；华社应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而且一年多来和王部长合作愉快，作为他的次长，应该为他分忧。同时，我大致上认同李总理的看法：方言广泛的使用，会影响双语文教育政策的推行，加重学生负担。
接下来几天，就收到一些统计数据、样本调查报告。后来又和王部长两次较深入讨论方言、华语，华文、双语敎育政策，以及推广华语运动的课题。
推广华语运动的筹备
我直觉上判定，这是任重道远的任务，王部长和我都觉得，这项运动是困难和敏感的。他承诺给予大力的支持。不久，我组织一个公共部门推动讲华语运动的委员会，我任主席，文化部常任秘书郑东发为副主席，委员包括几位文化部官员，以及交通部、敎育部、卫生部、环境发展部、建屋发展局等代表。7月与8月开了几次会，建议首先在各政府部门，实施配合讲华语运动的一些措施。
我们判断，讲华语运动要有好的开始和继续成功的运作，必须得到华社的工商团体、宗乡会馆、文教组织、工会、媒体、社区等的支持。作为华社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总商会，可起带头作用。所以，我和当年中华总商会会长林继民商谈，建议总商会领头发动民间组织，支持这项运动。此外，我也个别与媒体、几个宗乡会馆和工商组织负责人联系，他们都表示支持这项运动。
国庆日隔天，我致函给李光耀总理，汇报推广华语运动的筹备工作、方针、活动，民间组织对这项运动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方言、华语，双语教育的观点。
总理对这些计划和措施没有异议，但对方言、华语、华文有些不同的意见。 8月12日，报林俱乐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海峡时报，联合主办第一个推广讲华语的座谈会，参与座谈会的有邝摄治、高立人、卢绍昌、谢添顺、戴雅龄、张良材，他们以不同的角度讨论这课题，一致认为推广华语是及时和必要的。
我为座谈会致开幕词，说明推广华语的目标，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促使华语逐渐代替方言， 成为华社共同语言，也指出方言对学生造成学习语言负担，并强调通过母语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重要性。
座谈会主席吴德耀敎授总结时指出，这是有历史性、有创举性的座谈会，鼓励大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推广华语。8月中，林继民宣布组织一个委员会，并出任主席，成员包括商会、文教、工会、媒体的代表，宗旨是鼓励和协调有关团体举办各种活动，配合将推行的讲华语运动。
讲华语运动正式开始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总理在大会堂主持讲华语运动的开幕仪式。李总理以英语、华语和闽南语阐明，政府鼓励华社改用华语取代方言的原因。推广华语是项祟高艰巨的任务，这任务是要彻底改变我国华裔长期讲方言的习惯，简化华社讲多种方言的语言环境，以华语取代方言，改善我国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从而创造有利成功推行双语敎育计划的语言环境。
李总理也指出，当时虽有两代接受12年华敎的学生，但他们不会讲流利的华语，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有讲方言的习惯。我们如果继续在校外使用方言，华语敎学不可能取得多大进展。因此，华人必须在英语／华语和英语／方言之间作一抉择。
总理的演讲通过电视现场直播，震撼人心。讲华语运动开幕后，李总理又在电视台以英语、华语，闽南话进一步解释这项运动的意义和目标。
开幕隔天，公共部门推广华语委员会又召开另一次会议，通过公共部门配合讲华语运动的各种措施。 9月21日，公务员首长兼交通部常任秘书沈基文致函给各政府部门，即日推出一些措施，包括华族公务员柜台服务时和华族公众人士尽量以华语，不用方言交谈；文化部、敎育部负责编纂各有关部门常用的华语词汇和发音；鼓励华族公务员之间，在公共场所如熟食中心，商店和巴士车上，以华语代替方言。
同时，推广华语秘书处和敎育部联合编制华语会话课程，为不谙华语的公务员开办华语班；也提供录音带鼓励他们学习华语。委员会也决定在各部门调查，确认各部门懂得不同程度华语的公务员人数；并成立工作小组，向委员会定期汇报各措施的进展、遇到的困难、解决方法和提出建议。
每年讲华语运动开幕那个月，各选区华裔议员、社区领袖会举办各种活动，访问居民，到巴刹、熟食中心和各商店分发宣传品，鼓励华裔各界人士支持讲华语运动。民众联络所开办华语班，大众媒体主办华语热线，刊登华语课程内容及双语短文。这些活动的大目标就是鼓励华人讲华语、学习华语，和在公共场合制造讲华语的环境。
三种不同的声音
讲华语运动得到华社广泛支持，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但也有三种不同的声音：
一、习惯讲方言者；
二、受英文教育华裔人士；
三、非华裔的新加坡人。
要求讲方言的华人，改用华语为生活语言是非常困难。这关系情感和习惯，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说服。讲方言群体，包括上年纪者，感情上接受华语是华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读书人”（受教育者）的语言。理智上，他们接受、信服李光耀总理的言论：华族需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方言加重学习华英双语的负担。为了子孙的敎育和前途，愿意逐渐改変自己的语言习惯，接受讲华语的必要，甚至本身学习一些简单的华语。讲方言华裔接受华语代替本身的方言，是这项运动能够成功的主因。
一些受英文敎育的华人对讲华语运动也有异议，他们对华语无感、无知，认为华语无用。他们在工作、社交，和政府部门联系，都不需用华语，觉得这项运动多此一举。有些人甚至为懂得英文、英语而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认为华语是较低层次、没有经济价值的语言。
要鼓励这些英文敎育者支持讲华语运动不容易，必要从他们孩子的敎育为切入点，让他们认清通过这项运动减轻孩子学习语文的负担，进而掌握双语，提高孩子前途的优势。
1988年后，讲华语运动逐渐以受英文敎育社群为对象。1988、1990、1991年，讲华语运动鼓励华裔的白领人士、高级公务员，工商界和专业人士，尤其在公共场合，多以华语交谈，以身作则。
1993年吴作栋总理主持讲华语运动时也提出，华语应该在上层社会广泛使用。
1994年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对象正式转向针对受英文教育的华人。那一年，推广华语委员会主席由受英文敎育的何光平接任，委员会也包括多名来自英文源流的委员。
在新加坡这多元种族、文化、语言的社会，推广华语运动必然有它的敏感性。非华裔新加坡人针对这项运动有所反应是很自然的。一方面他们质疑这项运动的动机，有些甚至误解、猜疑这运动带有沙文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他们担忧自己和孩子因不懂华语而吃亏，或被迫要学习和应用华语。
文化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非华裔人士，以包容的态度，耐心解释：
一、 运动只针对华族，和非华族无关；
二、运动是华族内部语言与教育的问题，从来不涉及种族课题；
三、华族家庭用语是方言，不同于学校学习的双语，这干扰华裔学生语文的学习；
四、保证非华族不会被迫去学习华语，他们和子女也不会因不懂华语，在工作、敎育方面吃亏。非华裔的部长、议员、社区领袖也出面协助解释。
这项解释的工作需要耐心与恒心。1990年10月7日，我受邀参加马来／回敎专业人士座谈会，会上有些参与者批评讲华语运动（SMC）和特选学校（SAP）。
吴作栋总理在隔天的对话会上，反问这些专业人士，如果停止SMC和关掉SAP，是否就可以解决马来族群的敎育问题？
同年11月6日，前外长拉惹勒南也不满我在配合讲华语运动一项活动的讲词，写信给海峡时报，批评我的讲话内容。
我在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反驳他的论点，引起一场“笔战”。时过境迁，觉得当时有些支节的争论没有意义；但在大的课题上，绝不能让他人对讲华语运动的曲解和误导。
我于1981年5月离开政府部门，回囯学任教，但继续以麟记区议员的身份，留在讲华语运动委员会内，没想到在我离开文化部和卸下推广华语委员会主席九年后，須再度澄清讲华语运动沒有任何种族色彩，也不会损害非华裔人士的利益。
改变家庭用语的决定
每年讲华语运动开幕的那个月，民间团体、选区组织、大众媒体都会举办活动，鼓励华人讲华语、学习华语和在公共场合制造讲华语的环境。但是，这些活动不能有效影响家庭用语。
广播和电视是深入家庭的传播渠道，要改变家庭的语言环境，最有效、直接的方法，是通过电台广播和电视，尤其是利用一些受欢迎的节目去影响他们。
其实，讲华语运动的前一年，即1978年7月，广播电视台（RTS）已停止播放方言广告。但最有争议的措施，是1979年10月底政府决定把香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配音为华语，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弹，不只是讲方言人士不满，不少受英文敎育者，和一些受华文教育者也投函中英文报章，批评配音使连续剧尽失原味，削弱它的娱乐性；有些批评者甚至说这措施等同于剥夺老一辈的娱乐。
这些反应是决定实行这措施已预料到的，但批评有些情绪化和不客观。批评者忽略1974年以前没有粤语电视剧，当时播出的台湾电视剧收视率较低。 1977-79年，港剧观众人数逐步上升达近百万人次，主因是香港电视剧拍得比较好，剧情娱乐性高，演员演技精湛，绝不是因为演员讲广东话。其次，评论没客观的考虑华族观众群，有多少百分比是广东人？对讲闽南、潮汕、客家、海南与其他方言，以及少数非华裔观众而言，演员讲广东话或华语有什么差别？
随着本地配音组员配音技术的提升，香港配音员加盟，配音水准越来越专业化。大多数华人也能以大局为重，用较客观、长远眼光，看待电视剧配音的措施，接受华语配音的港剧，配音的电视剧收视率也随着上升。之后，配音的措施也带来两个正面的影响：一是促进摄制本地华语电视剧，二是通过配音使到观众可观看更多元化的娱乐节目，如日本、韩国，甚至巴西的电视节目。后来中国电视剧水准提高，如《三国演义》《西游记》《雍正皇朝》和近年来的《甄环传》《琅琊榜》等华语电视剧，吸引广大的观众群，进一步说明节目的内容和制作水平才是吸引观众的主因，不是语言。
华语代替方言 英语渐成主体语言
讲华语运动前20年是成功的。1998年新闻及艺术部对讲华语运动做了一项意见调查：91%认为这项运动是成功或非常成功。当时，华人最常用语是华语（46%），英语次之（39%），只有15%华人常用方言。
图表一显示，敎育部对华族小一学生在家庭最常用的语言的：讲方言学生由1980年的64.4%，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2.5%；华语则由1980年的25.9%，上升到1989年的69.1%，后来逐年下降到1999年的54.1%。英语則由9.3 %，增加到 42.4%。
图表二显示，统计局198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有关华族居民的家庭用语的改变。30年间，方言大幅度的下降，由1980年的78.8%，跌到2010年的19.2%；华语则由9.9%，上升到47.7%。英语由7.5%，上升到32.6%。
图表二也显示，全体华人居民（包括永久居民），从2000到2010的10年间，讲方言减少11.5个百分点，华语只上升2.6个百分点，但英语却上升8.7个百分点，速度比讲华语的来得快。
杨荣文部长在1998年为讲华语运动开幕时，也引用敎育部华族小一用语1980-97年间変化的数据，指出“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这个趋势，并妥善处理，不然的话，我国讲华语的人口会大量减少，华文水准也会降低。如果大多数的华族同胞不把华文当成母语，只在学校学习，不在家里使用，这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他主张讲华语运动的宗旨不再是推广华语，减少方言的使用。“更重要的是，把华语提倡为华族的高层语言，同英语并驾齐驱……提倡华族的高层语言，有助于保存和发展我们文化的根源。”
吳作栋总理在讲华语运动进入20年时，接受《联合早报》访谈时，表示对新加坡人学习华语，但离校后不常用华语感到担心。他指出“这是投资上的浪费……真正的损失更大，这样下去，我们社会的本质会改变，它会逐渐变成一个以英语为主或西化的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就会产生，文化基石的问题就会出现，那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这对新加坡会更好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就像一块漂流的浮木，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缺乏把自己的囯家和別人区分开来的独立性。”
20年后重看这段话，更令人深思、感慨。当我们的社会已逐渐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已失去了什么？今后将失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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