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异国五年多，除了考取经济发展研究班GPED证书，硕士、博士学位，也在此成家。
此外，最大收获之一是，结交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特别是“中国城”的伙伴。所谓中国城，其实只是一栋在南部第18街洋房的二楼；屋主是单身的美国老妇，独居楼下。
二楼有一厅两房，阁楼下又隔出一个小房。搬进去时，香港王住大房，老马、老苏、Alex王三人挤在客厅，老刘住在阁楼下。
中国城面临一个无可奈何的命运：虽然大家共聚一起，但这是短暂的，秋来冬去，人来人往；毕业、结婚、找到工作，都要各飞东西……
纳士维尔城（Nashville）是美国田纳西州的首府。1970年人口44.8万，白人79.5%，黑人19.6%，拉丁美洲后裔0.6%，亚洲人很少。
除了是政治中心外，纳城也是文化重镇，别称音乐城（Music city）；因为这里是古老歌剧院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 House）所在地。1950到80年代，纳城出版的唱片、声带的数量只略逊于纽约市，为美国唱片、声带第二产地。音乐在纳城蓬勃，一个主因是当年田纳西州先后出过摇滚乐猫王（Elevis Presley）和民歌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
孤独寂寞的生活
我在纳城度过五年四个月（1965年9月到1972年1月），为的是在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求学。
身在异国五年多，除了考取经济发展研究班GPED证书，硕士、博士学位，也在此成家。此外，个人最大的收获，是结交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朋友，并经历美国动荡不安期间的事件。身处其境，对美国和美国人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前三年体验单身留学生的孤独、寂寞、想家的悲伤。我住过两所学生宿舍，但美国年轻人精力过剩，课余时间常大喊大叫，不胜其烦。
我和来自台湾的同学小洪，决定搬在校园隔街的威士理宿舍三楼两间空房。这建筑老旧每层楼只有一共用厕所和洗澡间，没有电梯，也没空调，但有老式的暖气机。冬天晚上开放暖气时，要响好一阵子房间才有些暖意。还好纳城是亚热带气候，冬天只下小雪，全年平均温度在华氏37至79度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喜欢这里，因为房租比较便宜，隔邻有一小食店，供应饮料和三餐，价廉物美。
吃到怕的饭堂三餐
在纳城的首两个月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大学饭堂解决，吃到怕。一主菜加两副菜和几片面包，起码两美元。主菜来去总是牛肉片、炸鸡、香肠、熏肉，偶尔有猪排、羊肉，海鲜几乎绝迹。副菜永远是马铃薯、红萝卜、荚豆、菜花等，而且煮出来面目可憎，更谈不上美味可口，填饱肚子就行。威士理隔邻的小食店，中、晚餐时有牛排、猪排，香肠、熏肉也比学校饭堂的好吃多了；价格大众化，常常客满。
去的次数多了，和中年微秃的厨师兼酒保聊天，知道他在韩国、日本呆过几年，学了一些东方烹饪手法。店里不太忙时，喜欢向东方面孔的熟客请教烹饪法，小洪就教他一些烹饪手艺。我不太懂，但看惯祖母、母亲煮家常菜，也目睹小贩各种手法，便和老外厨师切磋,告诉他一些烹饪技巧。
但有时害了自己，和厨师谈天后，睡前想起厦门街的小吃，辗转难入眠。不过，我们最喜欢的却是几条街口外的牛排店，每周有一次促销，一块约12安士（340克）的牛排加薯片，只卖1.99元。麻烦的是要排长龙，等上30分钟算是幸运。
参加中国同学会活动
纳城有个“中国同学会”，经小洪介绍，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纳城有几个华裔的教授，最受尊重的是范德堡大学医学院的孟教授。他和太太常是座上贵宾。孟教授慈祥和蔼，但沉默寡言。太太却好客健谈。经济系的唐教授没有参与中国同学主办的活动，大约他太太是美国人的缘故。主办活动的多是住在纳城长时间的学长。
活动虽说是联系感情、沟通、交流，但重头戏是“吃”。规定每人带上一样食物，所谓的 pot luck。像我们这样的单身留学生，可买炸鸡、热狗、糕点来参加。一些老纳城的太太，也趁机表演手艺，拎来两三锅自认的拿手好菜，大家当然欢迎之至。聚会地点在教堂的餐厅或学校借来的厅堂，至少有几十人出席，过节时常过百。
吃饱了大家唱歌、讲故事、玩游戏。去过两三次后，才知道纳城有近200多华裔学生，在各院校就读。绝大多数来自台湾，少数来自香港，几个来自东南亚。那些不太会华语的学生，不喜欢参与中国同学会的活动。
从交谈内容和口音，台湾学生分为本省和外省人，但他们相处融洽。喜欢听他们谈台湾风土人情，台北市西门町和各地夜市的热闹，台风、违章建筑的问题，台大、师大的趣事，高雄、台南的美食。
男生更喜欢吹嘘他们在成功岭军训上的英勇，在金、马当兵的压力。但他们避开一些话题， 如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及蒋家父子；却喜欢谈论中国大陆的事，如大跃进、文革、红卫兵、林彪叛逃、珍宝岛事件等，有声有色，好像是自己经历目睹，许多并不是正面的消息、评论，似乎大陆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言词也不太礼貌，常用老共、老毛、匪谍的字眼。喜欢嘲笑中国英雄牌的钢笔、海鸥牌的相机，但也不忘记吹嘘台湾制造的大同饭锅傲行天下。
多数的台湾朋友对我友善，大约是我能以华语 （他们的国语）和他们沟通，知道中国历史，也可能因为我祖籍是金门。大家对新加坡有兴趣，常问起新马为啥分家，李光耀的事迹，新加坡对台湾及大陆的看法。不过我不时要纠正他们：我不是华侨，是新加坡人。
在纳城五年多，我只遇到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她辗转由香港到美国西岸，后到范德堡医学院做研究。这大姐好发表意见，时时和台湾朋友“政见不合”，争执不休。相处久了，我留意到不论是来自港、台或大陆，他们都还挂念着中国，当然心目中的国家有不同的概念；他们以身为中国人骄傲，常说不要给中国人丢脸。除了少数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他们大多也保留华族文化和价值观。
追求三个P
矛盾的是这些港台朋友都不想回去。他们最关心、最喜谈论的是三个P：PhD、PR、Partner，也就是博士学位、永久居留（绿卡）、伴侣。一些台湾朋友都惊讶我符合条件却不申请绿卡，我不愿多解释，只回应“虽信美而非吾土”。
单身留学生都很寂寞，要找伴侣是天经地义的事。问题是僧多粥少，女生太少了。当年皮博迪（Peabody）学院还未并入范德堡大学，它的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Science ）在美国颇有名气，每年总会吸引几名台、港的女生来修读，据说皮博迪学院在籍的女生人数，比纳城其他高校华族女生总数还多。
皮博迪学院的图书馆和女生宿舍附近，常见港台男生的身影。有车的男士较有优势，可载女生去购物逛街。有些车主吐苦水说，他们每次只约一个女生，却总有三四个同房、同学一起去。我告诉小洪，这些家伙不了解经济学所说的“搭顺风车”（free rider）的概念。
深一层来说，这现象关系到文化、风气、作风。来自宝岛的朋友相当保守，一女孩如单独和一男生约会（date）出去几次，男生就会以为她爱上他了，旁人也会把两人视为情侣。来自香港姓陆的小妹，1967/68年进入皮博迪，她告诉我，她开始半年多，不敢与任何男生约会。
和我同班的马来西亚朱姓女生，可不管这一套。她时常约会，对象的男生有老中，也有老美，旁人的流言蜚语，她嗤之以鼻。她的男友之一是来自香港姓王男生，比我早两年进入范德堡大学念工程，他周末也约会满满。但他毕业后不久，就把姓陆的小妹接去他工作的城市，结为连理。
找到伴侣的不只是王、陆这一对，小洪转校后就结婚，妻子也是皮博迪学院的学生。另一台湾念化工的亚列士（Alex）王同学，也娶了皮博迪的毕业生。老马最出人意料，一年夏天，他心血来潮，回台招亲，娶了个美女，听说还是某县的“莲雾”皇后，羡煞好多人。
马丁（Martin）王最特出，娶了个美国佳人，是大学化学系的文员。1985年再到纳城拜会老马夫妇，马家已有两个ABCs。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对纳城情侣，家庭美满、事业成功。唯一不幸的是亚列士王同学，英年早逝，遗孀留在加州。
当年我在纳城的朋友有五个姓王。老王是老纳城，念物理，已成家；太太对烹饪颇有研究，每年总有几次在家请客，我也去过几次。老王喜欢说笑扯蛋，如故意把绿岛小夜曲的第一句唱成“椰子树的苍蝇”。香港王和我最谈得来，他的广东国语常常被台湾同学取笑。有一次，他想邀请同学一同去干洗冬衣，他问：“你们要不要死，要死一起死，比较便宜。”他把“洗”念成“死”。不过，他总是笑嘻嘻，对同学们的取笑并不以为忤。另一个小王也来自香港，因为不是范德堡的学生，较少见面。当大家聚会时，他常带着女友；这个香港姑娘很怪，喜欢和人顶嘴，奚落他人，标准辣妹。另两个姓王的朋友就是马丁和亚列士。
搬进“中国城”
第二学年，小洪转校，我也离开威士理宿舍搬进“中国城”。所谓中国城，其实只是一栋在南部第18街洋房的二楼。屋主是单身的美国老妇，独居楼下。二楼有一厅两房，都有空调机，在阁楼（attic）下又隔出一间小房。有一厨房，一厕所。我们二楼出入，不必经过一楼。有两个木梯，一在屋旁，直接到街边；另一梯直落后面花园。二楼可住五六个人，三个住房间，两三个挤客厅。我搬进去时，香港王住大房，我代替姓史的同学入住另一房。老马、老苏、Alex王三人挤在客厅，老刘住在阁楼下。当时老马还是单身佬，是中国城的总管，安排每周每个房客，烹饪、洗锅洗碗盘、清洁洗刷的任务。香港王似乎是城主，他是租房法人兼负责财务，不过他不想煮食，没有入伙。Alex和我的烹饪水平不高，老苏、老刘的手艺较好。
大家最欣赏的还是老马，每周总有一顿美食佳肴。老刘在纽约的中国餐馆打过工，也能煮出美味，但不太用心。他一向滴酒不喝，有一天却宣布晚上要煮醉鸡，大家都很惊讶。他没有食言，到傍晚已闻到一阵酒香，但上桌时却不见老刘身影，往阁楼房里一看，老刘已躺在床上、醉倒在自己的醉鸡味下。
当年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分摊后租金低些，又有空调，但更重要的是有中餐吃，和大家相聚一起，不孤独、不寂寞。大家互通有无，分享快乐。
我把新加坡带来、寄来的金庸小说借给室友，大受欢迎。室友也把他们珍藏的台港中文书借给我。那段时间我看了不少李敖、柏杨、高阳、司马中原的作品，也知道白先勇、于梨华、琼瑶的大名。中国城不只是几个单身汉的住所，也是一个纳城华人留学生的联系中心。
当然，中国城之外也有好几个留学生自己租房间、租地下室独住。但每逢遇上难题，心情恶劣时，就到中国城聊天出气，寻找心灵的安慰。闲时没事也会上门排龙门阵，吹吹牛，骂教授，谈论时事、国事、女孩事。有几个也喜欢和大家分享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一个台湾朋友带来一盒中秋月饼和大家分享，结果风声走漏，来了十来个访客， 加上五个“主人”，一盒四个月饼分切16小块。迟来的几个只好看着空盒子咽口水。还好有饼干瓜子充饥。
较常夜访中国城的，是个念化学的小孔，外号“千鸡孔”。他独居，每天煮鸡一只，解决午饭晚餐。刚入研究院，豪气干云，发誓三年拿下博士学位，故有此绰号。1968年秋，小孔完成誓言，获得博士学位，告别中国城众好汉，北伐纽约。
他是个武侠小说迷，追看台湾报纸海外版的武侠小说连载，时常大骂卧龙生不合逻辑，诸葛青云穷吊胃口；初看到我借给他的金庸作品，大为倾倒，拜服金大侠为武林第一高手！
秋来冬去，人来人往
中国城存在好几年，代代相传，留下锅鼎碗盘，还有一套理发工具。但中国城面临一个无可奈何的命运：虽然大家共聚一起，抗拒孤独、制造快乐，但这都是短暂的，无法久留。秋来冬去，人来人往；毕业了、结婚了、找到工作了，都要各飞东西。
香港王毕业首先离去，老苏、老马先后也结婚，当然要建自己的爱巢。后来老刘到纽约打工，Alex王因为要更靠近实验室，搬去马丁王的地下室。虽然陆续有新房客入住，包括迟我一年入GPED来自台湾的小张和两个不太熟悉的台湾的学生。期间也有一美国学生Eddy，入住一个夏天。房客虽然还是共用同一厨房，但已不共伙。我也短暂当过中国城主和总管。
最后一学年，只有我和小张两个华人。屋主老太太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直接把客厅包给一个越南人。我向她抗议她毁约。她辩称她以为这仁兄是华人。这越南人很霸道，把厅门前后都上锁，常邀请女友去他的房间。小张和我只好用厨房的木梯，通过花园出入。
我1969年底也搬离中国城，结婚去了。我不相信小张能把中国城支撑下去，他的未婚妻也拿到奖学金，将进入GPED。越南人也只是过客。中国城1971年后，大约湮没了，回归洋人老太太。
回首往事，写下这段温馨的经历，纪念中国城和那些港台朋友，以及和他们共同拥有的一段回忆。
白猫传奇
婚后我专心写论文，妻子找了份工作，开始了她PhT（Push Husband Through ）的生涯。晚上大都是阅读，也看电视，看本地和全国新闻是生活的部分。
在我们离开纳城前半年内，尼克逊总统向全国的电视联播，先后两次宣布重大的决定：1971年7月15晚宣布他将访问中国，8月15日他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 delink 。
我永远忘不了1971年7月15日那一晚，因为那一晚我完成博士论文初稿，同一晚也是我们的大白猫在我们家的最后一夜。隔天早上，我在家对面医院门口附近草地上找到它的尸体；大约是给车撞死的。
白猫来我家，有一段传奇。
1970年1月底，入春天气渐暖，我和妻子心血来潮，访问纳城的防虐动物所。初次见到它在笼中，不相信它是流浪猫：浑圆身体，通身白毛，无一杂色，深蓝眼睛，炯炯有神，“喵喵”叫声，似乎向我们求助。看守的老伯看我们和它很有缘，允许我们暂时领养，带它回家，条件是要等待六周后，没人来领回，我们才算是正式领养。
我签了领养文档，捐了钱，欢天喜地的抱它回家。那时我们住在Lewis House高楼宿舍，不可养宠物。几天后，我们就搬去近医学院附近旧兵营改建成的编号P的单楼宿舍。宿舍前后都是草地，妻子在门外种了一些花卉。
白猫周日傍晚，总在纱窗口外眺等我们回来，放它出去花园溜达。它出门后，一会嗅嗅花卉，选择玫瑰花瓣来吃，一会追着松鼠、小鸟。晚上它趴在我书桌台灯旁，陪伴我撰写论文。时常我写到黎明，它虽屡打哈欠，却总硬挺到我去睡后才回去自己的篮子。一年多来夜夜如此，令人感动。
7月15日那晚，我完成论文初稿，它似乎完成任务（mission accomplished ），隔天早上就消失了。妻子很伤心，回国后，还不时提起我们在纳城的“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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