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的伙伴 ——留美记趣

今日的美国范德堡大学。(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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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异国五年多,除了考取经济发展研究班GPED证书,硕士、博士学位,也在此成家。

此外,最大收获之一是,结交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特别是“中国城”的伙伴。所谓中国城,其实只是一栋在南部第18街洋房的二楼;屋主是单身的美国老妇,独居楼下。

二楼有一厅两房,阁楼下又隔出一个小房。搬进去时,香港王住大房,老马、老苏、Alex王三人挤在客厅,老刘住在阁楼下。

中国城面临一个无可奈何的命运:虽然大家共聚一起,但这是短暂的,秋来冬去,人来人往;毕业、结婚、找到工作,都要各飞东西……

纳士维尔城(Nashville)是美国田纳西州的首府。1970年人口44.8万,白人79.5%,黑人19.6%,拉丁美洲后裔0.6%,亚洲人很少。

除了是政治中心外,纳城也是文化重镇,别称音乐城(Music city);因为这里是古老歌剧院大奥普里(Grand Ole Opry House)所在地。1950到80年代,纳城出版的唱片、声带的数量只略逊于纽约市,为美国唱片、声带第二产地。音乐在纳城蓬勃,一个主因是当年田纳西州先后出过摇滚乐猫王(Elevis Presley)和民歌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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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71年在宿舍留影。

孤独寂寞的生活

我在纳城度过五年四个月(1965年9月到1972年1月),为的是在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求学。

身在异国五年多,除了考取经济发展研究班GPED证书,硕士、博士学位,也在此成家。此外,个人最大的收获,是结交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朋友,并经历美国动荡不安期间的事件。身处其境,对美国和美国人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前三年体验单身留学生的孤独、寂寞、想家的悲伤。我住过两所学生宿舍,但美国年轻人精力过剩,课余时间常大喊大叫,不胜其烦。

我和来自台湾的同学小洪,决定搬在校园隔街的威士理宿舍三楼两间空房。这建筑老旧每层楼只有一共用厕所和洗澡间,没有电梯,也没空调,但有老式的暖气机。冬天晚上开放暖气时,要响好一阵子房间才有些暖意。还好纳城是亚热带气候,冬天只下小雪,全年平均温度在华氏37至79度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喜欢这里,因为房租比较便宜,隔邻有一小食店,供应饮料和三餐,价廉物美。

吃到怕的饭堂三餐

在纳城的首两个月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大学饭堂解决,吃到怕。一主菜加两副菜和几片面包,起码两美元。主菜来去总是牛肉片、炸鸡、香肠、熏肉,偶尔有猪排、羊肉,海鲜几乎绝迹。副菜永远是马铃薯、红萝卜、荚豆、菜花等,而且煮出来面目可憎,更谈不上美味可口,填饱肚子就行。威士理隔邻的小食店,中、晚餐时有牛排、猪排,香肠、熏肉也比学校饭堂的好吃多了;价格大众化,常常客满。

去的次数多了,和中年微秃的厨师兼酒保聊天,知道他在韩国、日本呆过几年,学了一些东方烹饪手法。店里不太忙时,喜欢向东方面孔的熟客请教烹饪法,小洪就教他一些烹饪手艺。我不太懂,但看惯祖母、母亲煮家常菜,也目睹小贩各种手法,便和老外厨师切磋,告诉他一些烹饪技巧。

但有时害了自己,和厨师谈天后,睡前想起厦门街的小吃,辗转难入眠。不过,我们最喜欢的却是几条街口外的牛排店,每周有一次促销,一块约12安士(340克)的牛排加薯片,只卖1.99元。麻烦的是要排长龙,等上30分钟算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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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堡大学研究生宿舍。

参加中国同学会活动

纳城有个“中国同学会”,经小洪介绍,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纳城有几个华裔的教授,最受尊重的是范德堡大学医学院的孟教授。他和太太常是座上贵宾。孟教授慈祥和蔼,但沉默寡言。太太却好客健谈。经济系的唐教授没有参与中国同学主办的活动,大约他太太是美国人的缘故。主办活动的多是住在纳城长时间的学长。

活动虽说是联系感情、沟通、交流,但重头戏是“吃”。规定每人带上一样食物,所谓的 pot luck。像我们这样的单身留学生,可买炸鸡、热狗、糕点来参加。一些老纳城的太太,也趁机表演手艺,拎来两三锅自认的拿手好菜,大家当然欢迎之至。聚会地点在教堂的餐厅或学校借来的厅堂,至少有几十人出席,过节时常过百。

吃饱了大家唱歌、讲故事、玩游戏。去过两三次后,才知道纳城有近200多华裔学生,在各院校就读。绝大多数来自台湾,少数来自香港,几个来自东南亚。那些不太会华语的学生,不喜欢参与中国同学会的活动。

从交谈内容和口音,台湾学生分为本省和外省人,但他们相处融洽。喜欢听他们谈台湾风土人情,台北市西门町和各地夜市的热闹,台风、违章建筑的问题,台大、师大的趣事,高雄、台南的美食。

男生更喜欢吹嘘他们在成功岭军训上的英勇,在金、马当兵的压力。但他们避开一些话题, 如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及蒋家父子;却喜欢谈论中国大陆的事,如大跃进、文革、红卫兵、林彪叛逃、珍宝岛事件等,有声有色,好像是自己经历目睹,许多并不是正面的消息、评论,似乎大陆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言词也不太礼貌,常用老共、老毛、匪谍的字眼。喜欢嘲笑中国英雄牌的钢笔、海鸥牌的相机,但也不忘记吹嘘台湾制造的大同饭锅傲行天下。

多数的台湾朋友对我友善,大约是我能以华语 (他们的国语)和他们沟通,知道中国历史,也可能因为我祖籍是金门。大家对新加坡有兴趣,常问起新马为啥分家,李光耀的事迹,新加坡对台湾及大陆的看法。不过我不时要纠正他们:我不是华侨,是新加坡人。

在纳城五年多,我只遇到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她辗转由香港到美国西岸,后到范德堡医学院做研究。这大姐好发表意见,时时和台湾朋友“政见不合”,争执不休。相处久了,我留意到不论是来自港、台或大陆,他们都还挂念着中国,当然心目中的国家有不同的概念;他们以身为中国人骄傲,常说不要给中国人丢脸。除了少数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他们大多也保留华族文化和价值观。

追求三个P

矛盾的是这些港台朋友都不想回去。他们最关心、最喜谈论的是三个P:PhD、PR、Partner,也就是博士学位、永久居留(绿卡)、伴侣。一些台湾朋友都惊讶我符合条件却不申请绿卡,我不愿多解释,只回应“虽信美而非吾土”。

单身留学生都很寂寞,要找伴侣是天经地义的事。问题是僧多粥少,女生太少了。当年皮博迪(Peabody)学院还未并入范德堡大学,它的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Science )在美国颇有名气,每年总会吸引几名台、港的女生来修读,据说皮博迪学院在籍的女生人数,比纳城其他高校华族女生总数还多。

皮博迪学院的图书馆和女生宿舍附近,常见港台男生的身影。有车的男士较有优势,可载女生去购物逛街。有些车主吐苦水说,他们每次只约一个女生,却总有三四个同房、同学一起去。我告诉小洪,这些家伙不了解经济学所说的“搭顺风车”(free rider)的概念。

深一层来说,这现象关系到文化、风气、作风。来自宝岛的朋友相当保守,一女孩如单独和一男生约会(date)出去几次,男生就会以为她爱上他了,旁人也会把两人视为情侣。来自香港姓陆的小妹,1967/68年进入皮博迪,她告诉我,她开始半年多,不敢与任何男生约会。

和我同班的马来西亚朱姓女生,可不管这一套。她时常约会,对象的男生有老中,也有老美,旁人的流言蜚语,她嗤之以鼻。她的男友之一是来自香港姓王男生,比我早两年进入范德堡大学念工程,他周末也约会满满。但他毕业后不久,就把姓陆的小妹接去他工作的城市,结为连理。

找到伴侣的不只是王、陆这一对,小洪转校后就结婚,妻子也是皮博迪学院的学生。另一台湾念化工的亚列士(Alex)王同学,也娶了皮博迪的毕业生。老马最出人意料,一年夏天,他心血来潮,回台招亲,娶了个美女,听说还是某县的“莲雾”皇后,羡煞好多人。

马丁(Martin)王最特出,娶了个美国佳人,是大学化学系的文员。1985年再到纳城拜会老马夫妇,马家已有两个ABCs。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对纳城情侣,家庭美满、事业成功。唯一不幸的是亚列士王同学,英年早逝,遗孀留在加州。

当年我在纳城的朋友有五个姓王。老王是老纳城,念物理,已成家;太太对烹饪颇有研究,每年总有几次在家请客,我也去过几次。老王喜欢说笑扯蛋,如故意把绿岛小夜曲的第一句唱成“椰子树的苍蝇”。香港王和我最谈得来,他的广东国语常常被台湾同学取笑。有一次,他想邀请同学一同去干洗冬衣,他问:“你们要不要死,要死一起死,比较便宜。”他把“洗”念成“死”。不过,他总是笑嘻嘻,对同学们的取笑并不以为忤。另一个小王也来自香港,因为不是范德堡的学生,较少见面。当大家聚会时,他常带着女友;这个香港姑娘很怪,喜欢和人顶嘴,奚落他人,标准辣妹。另两个姓王的朋友就是马丁和亚列士。

搬进“中国城”

第二学年,小洪转校,我也离开威士理宿舍搬进“中国城”。所谓中国城,其实只是一栋在南部第18街洋房的二楼。屋主是单身的美国老妇,独居楼下。二楼有一厅两房,都有空调机,在阁楼(attic)下又隔出一间小房。有一厨房,一厕所。我们二楼出入,不必经过一楼。有两个木梯,一在屋旁,直接到街边;另一梯直落后面花园。二楼可住五六个人,三个住房间,两三个挤客厅。我搬进去时,香港王住大房,我代替姓史的同学入住另一房。老马、老苏、Alex王三人挤在客厅,老刘住在阁楼下。当时老马还是单身佬,是中国城的总管,安排每周每个房客,烹饪、洗锅洗碗盘、清洁洗刷的任务。香港王似乎是城主,他是租房法人兼负责财务,不过他不想煮食,没有入伙。Alex和我的烹饪水平不高,老苏、老刘的手艺较好。

大家最欣赏的还是老马,每周总有一顿美食佳肴。老刘在纽约的中国餐馆打过工,也能煮出美味,但不太用心。他一向滴酒不喝,有一天却宣布晚上要煮醉鸡,大家都很惊讶。他没有食言,到傍晚已闻到一阵酒香,但上桌时却不见老刘身影,往阁楼房里一看,老刘已躺在床上、醉倒在自己的醉鸡味下。

当年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分摊后租金低些,又有空调,但更重要的是有中餐吃,和大家相聚一起,不孤独、不寂寞。大家互通有无,分享快乐。

我把新加坡带来、寄来的金庸小说借给室友,大受欢迎。室友也把他们珍藏的台港中文书借给我。那段时间我看了不少李敖、柏杨、高阳、司马中原的作品,也知道白先勇、于梨华、琼瑶的大名。中国城不只是几个单身汉的住所,也是一个纳城华人留学生的联系中心。

当然,中国城之外也有好几个留学生自己租房间、租地下室独住。但每逢遇上难题,心情恶劣时,就到中国城聊天出气,寻找心灵的安慰。闲时没事也会上门排龙门阵,吹吹牛,骂教授,谈论时事、国事、女孩事。有几个也喜欢和大家分享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一个台湾朋友带来一盒中秋月饼和大家分享,结果风声走漏,来了十来个访客, 加上五个“主人”,一盒四个月饼分切16小块。迟来的几个只好看着空盒子咽口水。还好有饼干瓜子充饥。

较常夜访中国城的,是个念化学的小孔,外号“千鸡孔”。他独居,每天煮鸡一只,解决午饭晚餐。刚入研究院,豪气干云,发誓三年拿下博士学位,故有此绰号。1968年秋,小孔完成誓言,获得博士学位,告别中国城众好汉,北伐纽约。

他是个武侠小说迷,追看台湾报纸海外版的武侠小说连载,时常大骂卧龙生不合逻辑,诸葛青云穷吊胃口;初看到我借给他的金庸作品,大为倾倒,拜服金大侠为武林第一高手!

秋来冬去,人来人往

中国城存在好几年,代代相传,留下锅鼎碗盘,还有一套理发工具。但中国城面临一个无可奈何的命运:虽然大家共聚一起,抗拒孤独、制造快乐,但这都是短暂的,无法久留。秋来冬去,人来人往;毕业了、结婚了、找到工作了,都要各飞东西。

香港王毕业首先离去,老苏、老马先后也结婚,当然要建自己的爱巢。后来老刘到纽约打工,Alex王因为要更靠近实验室,搬去马丁王的地下室。虽然陆续有新房客入住,包括迟我一年入GPED来自台湾的小张和两个不太熟悉的台湾的学生。期间也有一美国学生Eddy,入住一个夏天。房客虽然还是共用同一厨房,但已不共伙。我也短暂当过中国城主和总管。

最后一学年,只有我和小张两个华人。屋主老太太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直接把客厅包给一个越南人。我向她抗议她毁约。她辩称她以为这仁兄是华人。这越南人很霸道,把厅门前后都上锁,常邀请女友去他的房间。小张和我只好用厨房的木梯,通过花园出入。

我1969年底也搬离中国城,结婚去了。我不相信小张能把中国城支撑下去,他的未婚妻也拿到奖学金,将进入GPED。越南人也只是过客。中国城1971年后,大约湮没了,回归洋人老太太。

回首往事,写下这段温馨的经历,纪念中国城和那些港台朋友,以及和他们共同拥有的一段回忆。

白猫传奇 

婚后我专心写论文,妻子找了份工作,开始了她PhT(Push Husband Through )的生涯。晚上大都是阅读,也看电视,看本地和全国新闻是生活的部分。

在我们离开纳城前半年内,尼克逊总统向全国的电视联播,先后两次宣布重大的决定:1971年7月15晚宣布他将访问中国,8月15日他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 delink 。

我永远忘不了1971年7月15日那一晚,因为那一晚我完成博士论文初稿,同一晚也是我们的大白猫在我们家的最后一夜。隔天早上,我在家对面医院门口附近草地上找到它的尸体;大约是给车撞死的。

白猫来我家,有一段传奇。

1970年1月底,入春天气渐暖,我和妻子心血来潮,访问纳城的防虐动物所。初次见到它在笼中,不相信它是流浪猫:浑圆身体,通身白毛,无一杂色,深蓝眼睛,炯炯有神,“喵喵”叫声,似乎向我们求助。看守的老伯看我们和它很有缘,允许我们暂时领养,带它回家,条件是要等待六周后,没人来领回,我们才算是正式领养。

我签了领养文档,捐了钱,欢天喜地的抱它回家。那时我们住在Lewis House高楼宿舍,不可养宠物。几天后,我们就搬去近医学院附近旧兵营改建成的编号P的单楼宿舍。宿舍前后都是草地,妻子在门外种了一些花卉。

白猫周日傍晚,总在纱窗口外眺等我们回来,放它出去花园溜达。它出门后,一会嗅嗅花卉,选择玫瑰花瓣来吃,一会追着松鼠、小鸟。晚上它趴在我书桌台灯旁,陪伴我撰写论文。时常我写到黎明,它虽屡打哈欠,却总硬挺到我去睡后才回去自己的篮子。一年多来夜夜如此,令人感动。

7月15日那晚,我完成论文初稿,它似乎完成任务(mission accomplished ),隔天早上就消失了。妻子很伤心,回国后,还不时提起我们在纳城的“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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