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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胶似蜜 新加坡开埠初期 柔佛王国华人与甘蜜贸易

开埠初期新加坡地图上显示新加坡河流域已经有甘蜜园存在。(吕世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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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史,实际上是廖内柔佛王朝华人贸易史的延续。

据资料,廖柔王朝副王邓哲剌把甘蜜引入民丹岛,并鼓励华人种植。18世纪中叶,甘蜜贸易成为廖内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1817年,莱佛士的巨著《爪哇史》付梓,引起当时学界的关注。遗憾的是,在他返回伦敦的航程中,船舱起火。他在东南亚各地收集的史料,包括大量的手抄文献,皆毁于祝融。他曾记述,其实还想编撰一部《新加坡史》。日后《新加坡史》并没有写出来。如果莱佛士的《新加坡史》成书,书中对开埠前和初期的华人史会作怎样的论述?历史没有假设,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史,实际上是廖内柔佛王朝华人贸易史的延续。因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廖内群岛与柔佛等地,曾是柔佛王国(Johore Empire)的疆域。

望加锡与武吉斯人

1511年,葡萄牙击溃满剌加王朝,占领马六甲,掀开欧洲列强东来的序幕。当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海峡后,伊斯兰、印度及中国商人之间的中西交通航线受阻,被迫改从加里曼丹,转入巽他海峡,或者从菲律宾的苏禄海进入望加锡海峡,再往西航。位于苏拉威西南部的望加锡(Macassar,旧称西里伯),遂成为中西交通要冲。望加锡还是爪哇与摩洛哥群岛的中转港口,商业繁盛。

谈柔佛王朝的历史,离不开武吉斯人。武吉斯人源自望加锡,是个骁勇善战的海上民族。曾经在马来群岛各地称霸,并左右廖柔王朝的政治。直至18世纪末,荷兰人将武吉斯人的势力驱除,廖内遂沦为荷属。

古币解密廖柔王朝甘蜜贸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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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印尼廖内民丹岛出水的各种18世纪钱币。(吕世聪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廖内民丹岛的河岸陆续出土数以万计的古代钱币,当时的这个发现,并非通过考古发掘,因此出土的古钱币,大量被转售到新、马的古币收藏市场。部分珍贵的品种,还被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钱币博物馆购藏。对于这些大量出土的古钱币,当时学界并没有作太多的论述与研究。

出土的钱币种类丰富,以锡铸币为主,另有金、银及铜币。出土量最大的锡币,钱文皆铸有回文“真主是伟大的”(Kali Malik Al Adil)字样。这类钱币应是廖柔王朝的铸币。其他尚有来自马来半岛各地、苏门答腊、爪哇的马来王朝钱币,此外还发现大量中国清初铜钱、安南铜钱,及微量的西班牙银元。更重要的是,出土钱币之中,同时发现铸币模具——钱范。这表明钱币的出土地点,也是铸币地所在。

这些出土钱币的种类与铸币年代表明,其流通时间应该在17世纪至18世纪之间,究竟这些流通于18世纪的钱币为何被遗弃在民丹岛的河岸呢?故事要从一部马来文献《珍贵的礼物》(Tuhfat al-Nafis)谈起。

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末代苏丹不断往南迁,曾经迁都柔佛河流域,继迁往廖内,史称廖内柔佛王国。历史上柔佛王国并不强盛,日后甚至受武吉斯人牵制。《珍贵的礼物》成书于1885年,由廖柔王朝皇室编撰,内容记载柔佛王国与马来群岛的历史。

据《珍贵的礼物》记述,廖柔王朝副王邓哲剌(Daeng Chelak,?-1745),把甘蜜引入廖内民丹岛,并鼓励华人种植。至少在18世纪中叶,甘蜜贸易成为廖内最重要的经济支柱。除了马来群岛的土著帆船,闽、粤的红头与绿头船,纷纷到此贸易。新加坡开埠前,廖内是本区域重要的贸易站,马来群岛的商舶与欧洲商船,聚集于此贸易。据英国人记述,19世纪初民丹岛上的华人约有1万3000人,且以闽南和潮州籍为主。甘蜜与胡椒则是廖内、新加坡及柔佛三角贸易圈的主角。

18世纪以来,荷兰人与武吉斯人在马来群岛因商业与政治利益而冲突不断。1784年,荷兰人击溃武吉斯人的政权占领廖内。民丹岛河岸的繁荣景象,几乎皆毁于这次的战火。岸边民居的钱财,随战火沉入水中,记忆逐渐消失。直至1980年代大量的18世纪钱币才重见天日。

荷兰与清初文献载嚼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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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移植于福康宁山的甘蜜树。(吕世聪摄)

甘蜜不只有食用价值,尚有工业价值,充作染料。18世纪的荷兰文献记载,甘蜜不单在廖内大量种植,也曾被荷兰人引进马来半岛的笨珍地区种植。这当然是由于甘蜜在马来群岛与中国市场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华人极不愿意让荷人知晓甘蜜的种植与生产技术。

清初中外交通史文献《海录》(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撰),对新加坡出产的甘蜜曾作如斯记述:嘉庆年间,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以其为东西南北海道四达之区也。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蕃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

《海录》里这段记载,是嘉庆庚辰年(1820)补充的。文中透露槟榔膏有入药功能,并说槟榔膏也称甘沥(甘蜜)。实际上清初时,中国广东的粤海关早对来自南洋的甘密征入口税。广东海关文献《粤海关志》里,就将甘蜜归于药物类别,并注明其入口税则。

前述荷兰文献亦曾记载,土著在咀嚼槟榔时,除以荖叶包裹,尚混搭儿茶(Catechu)与小豆蔻(Cardamom)。由于儿茶价昂,便以甘蜜代之。中国闽粤地区咀嚼槟榔之历史悠久,唐宋以来文献记述甚多。清初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载台湾地区食用槟榔时,需要配加蛎房灰,用孩儿茶、柑仔蜜染红、合浮留藤食之。文中所说的“柑仔蜜”即甘蜜。显而易见,台南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之间的贸易,是甘蜜的来源。

同时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于岭南人嗜食槟榔之记载尤详。并曰盛放槟榔的用具极为讲究:广人喜使槟榔,富者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即荖叶)。食用时先取槟榔,次蒌须、次蒌叶、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此外,书中也记述在咀嚼槟榔时佐以石灰及乌爹泥,并说:有灰而槟榔蒌叶乃回甘。灰之于槟榔蒌叶,犹甘草之于百药也。灰有石灰、蚬灰。以乌爹泥(儿茶的别称)制之作汁益红。字里行间,槟榔咀嚼方式与味道跃然纸上。

由于儿茶与甘蜜相类,洋人曾将源自印度的儿茶与甘蜜混淆记载。早年来自海南岛的历史学者韩槐凖曾撰有《儿茶考》一文,细分两者之差异。从上述文献可知,甘蜜又称柑仔蜜、甘沥、槟榔膏。这些名称最早大概出现于清初。

新加坡开埠前的甘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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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殖民地档案里,新加坡河南岸华人请愿书。(吕世聪摄)

甘蜜园通常开辟于河道流域,方便运输。闽粤方言称河道为“港”,河道尽头或交汇处俗称“港脚”。廖内、新加坡与日后的柔佛皆是如此。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曾记述岛上已经有华人甘蜜园。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信函(收录在海峡殖民地档案里)记载,当时已经有约20处甘蜜园丘。这些甘蜜种植园分布于福康宁山的西南面及东南面。开埠后,有几个华人将甘蜜园售予英国商人,包括Tan Naun Ha(陈银夏?)、Tan Ah Loo(陈亚鲁?)、Heng Tooan(王端?)。

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地图显示,华人曾经聚居于新加坡河南岸,地图上标示这一带是一处华人聚落。在聚落不远处,就标示有甘蜜园(Gambier Plantation)。说明聚落的部分华人与甘蜜种植业有关,甘蜜种植业除了需要园丘工人,也需要运输与贸易。华人聚落的房子,主要是木屋,而且有些是沿着岸边而搭建的浮脚屋。

开埠前的华人,极可能早在1784年荷兰击垮廖内的武吉斯政权后,陆续从廖内移居到本岛。开埠后华人逐步增加。今天如果到廖内或周边岛屿的河岸,相类的水上木屋依然存在,当地华人称之为水厝。相同的居住形态,200年前同样存在于新加坡河沿岸。

开埠初期华人甲必丹从事甘蜜贸易

当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马六甲海峡以南,寻求一个适合英国商船中转的贸易站时,选址举棋不定。法夸尔曾提议在吉利门岛(Pulau Karimun,今吉里汶岛),然而吉利门与历史擦肩而过,独具慧眼的莱佛士选择了新加坡。

开埠后新加坡河南岸的华人聚落房子激增。聚落里的这些住户,构成开埠初期最早的华人社群。开埠之初,华人社会有甲必丹管理。然而按莱佛士计划,新加坡河西南岸要开辟成为商业地段,供商号与仓库之用。1822年10月莱佛士第三度到新加坡,并拟定市区发展计划,下令聚居于新加坡河西南岸的华人迁离。

海峡殖民地档案里有一份文档,是当年居住于此处130间木屋的111居民,向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面呈的陈情书。他们请求合理的赔偿,在这份陈情书上签字的还有当时的一位华人甲必丹陈浩盛(Tan How Seng)。陈浩盛亦是一名甘蜜商,拥有多处甘蜜园。逝世后地皮卖给洋商约翰麦士威(John. A. Maxwell),可是麦士威发现那里竟然还有华人在种植与提炼甘蜜。档案中虽没有透露陈浩盛从什么地方移居新加坡,显而易见,陈浩盛来自廖内,且还应该是潮州商贾。

伦敦条约撕裂柔佛王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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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条约原件。(摄于国家图书馆特展)(吕世聪摄)

莱佛士的《爪哇史》透露,爪哇的甘蜜依赖凌加(Lingga)与廖内入口,每年的进口介于二至三万担。开埠后,英国人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这直接影响东南亚其他港口的竞争力,例如巴达维亚与马尼拉。以廖内出产的甘蜜等土产为例,也从向南运输巴城转为北上运往新加坡。这时大量的廖内舢舨船,往来于新加坡与民丹岛,运来甘蜜、胡椒、稻米和各种群岛土产,运走鸦片及各国商品。

英、荷长期在东南亚的势力纠纷,终因新加坡的开埠,于1824年3月17日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亦称英荷条约)。条约中,英国与荷兰划清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英荷互换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两国以新加坡海峡为界线,北为英国势力范围,以南则归荷属。在船坚炮利下,欧洲列强无视廖柔王朝权益及疆土范围,一纸条约下,古老的马来王国就此崩盘。

风帆时代的廖内甘蜜贸易

开埠前,新加坡岛属柔佛王国的领土范围。与民丹岛的情况大致相同,这时期的甘蜜制成品皆运往廖内或巴达维亚,再转运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曾说,最适合本土种植的农作物是甘蜜与胡椒。只是比起其他商品,甘蜜的需求量与利润不如其他土产。加以甘蜜种植极为耗费土地资源,因此随着自由港的迅速发展,甘蜜种植只能往内陆拓展,然而其东南亚的运销量依然维持。

以1826年为例,甘蜜出口总值达2万8000西班牙银元。由于本地的产量有限,主要还是依靠廖内供应转出口,每年约有五六百艘小船运载甘蜜来本岛。新加坡也取代廖内,成为甘蜜与胡椒的贸易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帆船南来贸易,船上运载大量华工。这些华工在新加坡靠岸后,有一大部分辗转前往南洋各地的甘蜜园与锡矿区。1829年的《新加坡纪事报》报道当年华人激增时指出,园丘工人需求是主要原因。1834年以后,因英国关税降低,加上工业革命以来,纺织与染料供求不断提高,甘蜜价格节节攀升,成为重要的海峡土产。并从本岛移植柔佛,且带动日后柔佛的发展。

甘蜜商的天后与玄天信仰

早年华人南来,谋生经商之余,也把家乡的信仰带来。妈祖崇祀在中国堪称是全国性的,由于其信仰功能,海运与漕运无不信奉妈祖。来往于新加坡与廖内的船户,面对大自然与海盗的威胁,天后宫自然是心灵寄托之处。而玄天上帝却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神祗。从铭刻文献可知,廖内天后宫的创建年代,不晚于乾隆乙亥年(1779)。

廖内的天后庙与玄天上帝庙,无论是建筑风格或信仰背景,与新加坡的粤海清庙有着某种的历史渊源,更与甘蜜贸易商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今天粤海清庙尚存有两个香炉(现藏于义安公司)。一方铭刻落款为:乙卯年(1819)元月吉旦、天恩公、沐恩金协成喜敬。金协成亦可能是闽籍,厦门地区舶商皆以金字代“合”;大多文献表明,廖内同时有闽商与粤商,即潮州人。另一个铭刻为:道光六年(1826),玄天上帝,曾四合敬。曾四合,似乎非独自一人,或是四个人合敬;在曼谷,潮州人的公司多以某某两合为名称,当是一种商业合作俚语或名词。这两方香炉上的铭刻,可说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铭刻文献,且与甘蜜贸易史关系密切。

开埠前史观需撇开国界

今天如果从国界与一贯的历史观,一般将新加坡、柔佛与廖内三地历史分开论述。然而在1824年以前,这三个地方,皆属于廖柔王朝之疆域。在谈论这个时代的华商、甘蜜贸易及日后柔佛港主制度下,影响新加坡早年最重要的两项贸易大宗(锡米与椒蜜),如将三地切割分述,所得到的历史图像将是片面的。

要更加理解新加坡开埠前的历史,需稍微跳出一个历史框框——英荷条约。英荷条约的签订,不只将柔佛王国的版图撕裂,也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思维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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