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瓦煲饭

父亲先在“大鸿运瓦煲饭”当助手，后来接过母亲的摊位，改售他拿手的瓦煲鸡饭；生意渐上轨道后，父亲还请了三个助手。

1960年代，新马分家前，父亲从槟城来到新加坡讨生活，做过几份工作，如油漆工人、酒楼厨房的点心助手等临时工。后来在牛车水一带，近东方戏院后巷一摊著名的“大鸿运瓦煲饭”当助手，因为勤劳，能干又能吃苦，不久便升为头手之一。那时生意很好，老摊主意外去世，接手的侄儿年轻又无经营经验，为了留住父亲及另一头手，新老板给他们加薪派红利，我们一家的生活也渐渐安稳。

父亲小时候家贫，只读两年古书，就是《千字文》，这部《千字文》让父亲成为识字的蓝领工人。父亲好学聪明，无师自通，能拉小提琴、手风琴，小时曾见过他拉着一个箱子式的手风琴，奏出像《绿岛小夜曲》之类的音乐，让我们乐一阵子。

因为街边小贩生意主要在晚上，父亲每日中午12时左右到摊位报到，开始准备食材，傍晚5时多开始售卖晚餐，一直到晚上10时左右卖完，收拾一番后都过了午夜。

回家前，他习惯到宝塔街路边的咖啡摊打包两份加椰牛油面包及咖啡回家作夜宵。我们那时在他离工作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用木板间隔出来，只摆一张双人床、一个两门衣橱、一个碗橱和一张像麻将桌大小的折叠餐桌后，就没什么空间的头房住。

因为父亲回家时要开一盏小灯照明，我有次从睡梦中醒来，父亲让我睡眼惺忪地尝了一片面包，觉得滋味香甜，要求父亲日后若有打包面包回家，一定要叫醒我。可想而知，当时的烤面包多么美味。

父亲工作上了轨道，收入增加后，每个星期休假，必定带我们全家上酒楼吃点心。当时经常光顾的酒楼有新加坡大会堂内的酒楼，以及位于珊顿道旧新加坡发展银行大夏内的“五月花大酒楼”，现在这两家粤式酒楼都消失于历史中。这一段上酒楼用点心的美好回忆，我们一家至今都历历在目，非常难忘。

生活渐渐安定，父亲存了一笔钱，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终于在我念完高中二年后，买到一间屋龄超过十年的早期三房式组屋。我们一家五口，小我四岁的妹妹及小我九岁的弟弟，雀跃万分地搬进一个拥有现代抽水马桶的新家，不再忍受牛车水一带租房的霸道包租婆，以及她欺善怕恶的女儿的气。

父亲当摊贩头手的工作，在小贩从路边摊迁入小贩中心后结束，协助母亲贩卖酿豆腐几年后，因为烹制食物的种类与程序多且复杂，利润又少，父亲接过母亲的摊位，并将摊位命名为“民记瓦煲鸡饭”，改售他拿手的瓦煲鸡饭。

父亲手艺很棒，尝过的客人都会念念不忘。生意渐上轨道后，父亲还请了三个助手，妹妹因不爱读书，中学未毕业就出来帮忙，我则在助手请假急需人手时，工余客串帮忙，直至我成家有孩子后，在假日会带孩子到父亲摊位，让他们尝尝父亲的手艺。

父亲为人爽快，讲义气轻钱财，他收入稳定又有余钱的日子，对家人、朋友从不计较与吝啬。他给助手的薪水与花红，连我这个在政府机构工作当公务员的女儿晓得后都咋舌，但不羡慕他们；当小贩的辛苦与工作时间长，只有亲自尝试过才能体会。

他也慷慨地教导年轻后辈，在“大鸿运”当头手时，有一个比他年轻20多岁当散工的小伙子，想学烹煮瓦煲饭，父亲也不吝指导他。这小伙子学会手艺，自己出来开了一摊，父亲不但不觉得自己利益受损，还与他成了忘年之交，数度相约出国旅游。

一直到2006年，父亲已经年届70，又被诊断患上肺癌第三期，需要做电疗与化疗，他才舍得将工作放下。

回望父亲一生，苦难、辛劳多过享福，兢兢业业、刻苦耐劳都为了家人。父亲其实不是我和妹妹的生父，生父外遇与母亲离婚时，养父在一次从新加坡回乡探亲与母亲相遇，晓得母亲的情况后，他毅然接受母亲与我和妹妹成为他的家人。

他和母亲从小就相识，因家贫与人为因素不能结合；他们的爱情故事可以另外写成一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