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纷史探
新加坡中文报业，从一开始的报人，就都具有文化人的身份，他们从旧文人到新文学人物，均与文人息息相关；他们的学识背景与价值取向，配合报纸的性质，主导了报纸的风格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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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报业的主编或作者，从早期的科举文人、洋场才子，到新文学人物、留学生等专业新闻从业员，均与文人息息相关，他们的学识背景与价值取向，配合有关报纸的性质，往往主导报纸的风格与表现。
1.南来报人与南洋报人
新加坡中文报业的发轫与发展，也循此模式，从一开始的报人，就都具有文化人身份。
本地最早创办的《叻报》，创办人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海峡侨生，首任主笔叶季允则是中国南来的一位典型旧文人，《叻报》经营52年，他先后主笔凡40年，影响巨大，开启南来文人主编本地报业的百年传统，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
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本地报章的主编以南来文人报人为主。如1890年的《星报》首任主笔为早年南来的知识分子黄乃裳；1899年《天南新报》主笔为旧体诗人徐季钧；1904年《图南日报》主编陈诗仲原为港粤革命报《中国日报》记者等。
20世纪初任报章主编的南来文人如《新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张叔耐，就擅长政论散文，被誉为“一位旧文学好手，但他同时也是新文学倡导的前锋”，新马华文学就是源起于该报的文学副刊。
1923年和1929年创办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更汇集了许多著名的南来报人文人。如《南洋商报》20年代总编辑林独步，来自福建，南来后成为新马华文学诗歌第一批拓荒者的代表；30年代总编辑曾圣提为南来名报人文人；民国初期在福建创办多份报纸的革命报人傅无闷、南来报人作家胡愈之在40年代初先后主持《南洋》笔政；二战后复刊主笔为南来文人曾心影；50年代为康有为弟子李微尘；60年代有南来的名报人和作家连士升，甚至70年代的钟文苓仍是曾任职重庆《扫荡报》的南来报人。
《星洲日报》创刊主笔朱宝筠则是留法的造纸专家，为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南来；继任者就是南来革命报人傅无闷，名作家郁达夫也曾兼任代主笔，战前主笔还有民国初期担任北京上海多家著名报纸总编辑的潘公弼，二战后复刊则有南来诗人胡浪漫等，50年代任主笔的李星可也是著名的南来报人。
此外，中国名剧作家夏衍也曾于1947年化名抵达新加坡，应邀担任政治性小报《南侨日报》主笔。香港著名报人作家刘以鬯，50年代也南来新加坡主编过六七份小报。
即使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小报、创办于1925年的《消闲钟》，其创办人王宣化及编辑李西浪均为南来文人。
王宣化早年由福建到菲律宾，受傅无闷赏识进入报界，1923年到新加坡创办南洋影片公司，同时创办并兼任《消闲钟》编辑，过后还创办《曼舞罗》周刊（傅无闷曾主持编务），为南洋影片公司宣传刊物。后赴日留学，30年代回新创办并担任《中华晨报》总编辑，鼓吹抗日，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回厦门任《江声报》总编辑。以翻译英文小说《罗马假期》闻名。
该报创刊经理与编辑李西浪，亦为南来文人，著有长篇小说及旧体诗集，有“南国诗人”之称。
故《消闲钟》内容有散文、杂文、诗词等，实为一份文艺气氛甚浓的综合性小报。
这些活跃于大报、综合报或小报的南来文人或报人，对本地社会市民文化的塑造，及文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作用。
这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中的独特风景。
在以南来文人为主的报业主编之间，也有一些南洋本土文人进入报界主持报政，如19世纪末创办《天南新报》的邱菽园，70年代初的《南洋商报》总编辑冯列山等。
还有一些幼年南来，一生都在本地的报人，如50年代“小报之王”曾梦笔，及80年代《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等，也应归入南洋报人之列。
即使如此，在70年代以前，主持报政的南洋报人，依然寥寥可数，报界领导人主要是南来报人或文人，也形成20世纪上半叶本地华文报的时代风格（当然也有时局因素）。
20世纪前半叶的本地报业，主持笔政报务的南洋本土报人，人数虽远不如南来文人，却都是90年代以后本土报人全面主掌华文报政的先锋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一个时代的报人身影
在早期人数有限的南洋本土报人之中，自学生时代就进入报界，且一生从事报业者更少，郑文辉是一位代表人物。
在新加坡中文报业发展史上，先后有四大重要转折期，各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时代变迁。依次是：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58-1919），以中国政体巨变为标志，对中国与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带来巨大冲击。
二、二战前后（1920-1949），以太平洋战争为标志，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发展产生近乎断层式的冲击与思维刺激（战前的祖国意识与战后本土意识的转变）。
三、新加坡建国前后（1950-1989），以新加坡独立建国为标志，新的国家意识与本土认同，对新加坡社会文化产生新的凝聚式转型。
四、新世纪前后（1990-2020之后），以进入新媒体时代为标志，再度近乎彻底地对社会文化带来颠覆性的重大转型。
每一个重要转折，都改变社会文化的走向和面貌，反映社会的报业自然也随之改变，尤其是新世纪前后的新媒体转折，更是达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程度，即在激进改变中，形成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与新“传统”。
郑文辉16岁（1955年）当香港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马六甲学生通讯员时，新马还是英殖民地；20岁（1959年）正式进入报界，已是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自治邦；1964年南下新加坡，新马两地已是马来西亚，次年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他的身份也从马来西亚人成为新加坡人。
在此期间， 他先后服务于马来亚的《虎报》和《马来亚通报》，新加坡《民报》及《新明日报》。
郑文辉亲身经历及见证这一连串改变历史进程的时代风云，这正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史上第三个重大转折时期。这段经验，既是个人的历史际遇，也是宝贵的文史材料。
在此期间，他结识多位当时各领一时风骚的大小报文人报人，保留许多珍贵的报界史料，特别是本地小报或综合报的报人资料，往往为一般正统报业史所忽略或忽视，实为本地报业史与文化史的一大缺失。
郑文辉的新作《笑傲报林》，不仅记录40余年来他亲身的报业经历，更用心收集他所识所知当年多位“三日刊朋友”的材料，如曾梦笔、陈伯萍、宋双、谢槐、龙延川、陈名宗、曾喆、温春风、林斯馨、卢俊禧、刘教芳、叶恩波、黛丁、刘以鬯等，既有“小报之王”，也有从教师或战地记者到编辑，能编能写，多才多艺的“小报奇才”，还有屡创报及办报30年的小报老将等，留下许多不为今人所知甚至已被遗忘的报林史料，不仅填补部分历史的空白，也为新加坡华文报业发展史，提供另一个观察视角，确是一项可贵的贡献。
《笑傲报林》一书，因真实而生动，因丰富而精彩，因意义而可贵，是一个时代的报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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