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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世界扶贫路上 黄玉武的志业

黄玉武新书《温故与知新》。(黄玉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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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武33年前加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关注和研究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扶贫脱贫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改善民生,消除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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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武博士2008年获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卓越校友奖。(黄玉武提供)

黄玉武博士,2008年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卓越校友奖得奖人之一。他服务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33年,始终走在世界扶贫道路上。他最近出版第一部华文书《温故与知新——个联合国退休官的思索》。我越读越投入,深深被他一生的志业所感动。

《温故与知新》收34篇文章,分成“解读联合国”“教育”“国家治理”“国际关系”和“文化与旅游”五辑,原文于2013至19年间,发表在《大马华人周刊》(Chinese Weekly)。

协助各国摆脱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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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的南亚童工。(黄玉武提供)

2007年,黄玉武退休回到新加坡,但心底里还是“希望人类能走向世界大同,广大的劳动人民能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分享这个地球所馈赠的资源”,于是他在退休后自由自在的旅游之余,用华文写作,希望“温故”与“知新”,继续贡献自己的经验与智慧给广大的世界人民。

他谈联合国及其属下组织,带我们深入认识世界最庞大的政府间国际组职;知道它的宗旨是“改善人类命运,希望通过多边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去维护社会公正,促进世界和平”。

黄玉武从世界角度看问题,继续关注和研究亚非各发展中国家的扶贫脱贫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改善民生,消除童工。他曾住在日内瓦、北京、曼谷和孟加拉的达卡四个地方,“从事13项不同的工作,更换岗位12次,搬迁工作地点七次”。工作性质包括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涉及人力资源开发,消除童工,技术合作,发展政策与劳动市场政策研究和总干事办公室顾问等。无论如何,他的工作重点始终都是协助世界各国摆脱贫穷。

中国扶贫有特色

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几十年,他虽然看到一些成绩和进步,但世界贫穷人口还是那么多,他盼望的社会公正、穷人有尊严地生活的目标还未实现,心里仍然难过。直到2014年中国传来好消息: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73.5%降到2014年的4.2%,共有6亿多人摆脱贫困。中国成为实现联合国2000年新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世界注目的成就。他觉得中国的扶贫政策确有特色,其经验和教训值得研究与分享,所以写《中国扶贫的艰辛历程》及《中国全民脱贫的挑战》等文章,分析并提出建议。

黄玉武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最初研究:认为必须改变国家政策,才能让农民得到公平的利益分享;土地改革是必需的。但后来却发现,如果生产力和总产量没有增加,土地改革仍然无法消除贫穷。1950年代中国推行的土改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农民工进城打工,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改善土地与农民人口的比率。不过他也知道,中国真正达致脱贫目标,还是从21世纪初开始。那时的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地推行扶贫脱贫工作,从救济(输血)型改为发展(造血)型: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提供医疗服务,发动穷人自身积极参与,扶持发展乡村经济,增加村民就业机会。甚至发动全社会协助扶贫脱贫,在“万企帮万村”计划下,由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工商联等公私机构,积极帮助建立农村合作企业等等,协助扶贫脱贫。这才取得巨大成就。

赞扬新马华人办学

中国脱贫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发展乡村教育。黄玉武担任国际童工计划营运主任时,已在亚非各发展中国家为此而努力。因此,他非常关注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也非常关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与成就。他高度赞扬新马华人数百年来积极合力办学,避免华人童工与贫穷悲剧。

这本书里他用了许多篇幅谈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课题,并提供许多建议,希望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在教育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谈到国际关系,他解读“一带一路”,分析中非合作,看“金砖国家的前世今生与未来”,点评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每一篇文章都有很精辟的见解,让我得益匪浅。

一个古晋小孩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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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童工在砖厂工作,每块砖重达2.6公斤。(黄玉武提供)

一个从东马古晋槟岭小学,一直念到南洋大学的华裔知识分子,黄玉武怎样走进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秘书处,并且稳健地逐步升职到驻中国与蒙古代表、国际消除童工计划营运总监,人力资源开发司司长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局局长等高职,成为服务联合国最久、职位最高的新马华人?

他说,在大学学习经济发展理论时,他学习到所得分配与基尼系数,工业发展与经济起飞如何影响就业与国民收入水平等课题。南大毕业后,他去英国念硕士博士学位,期间他特别受到萨福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影响,增长有关贫穷和就业的理论知识,包括阅读ILO世界就业计划出版的书籍,从而产生参加ILO的念头。

这念头,在1974年把他带到日内瓦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担任就业司乡村就业处研究员,开始了他的33年国际公务员生涯,为世界贫困国家和人民服务。

对于贫穷,他这个一路顺风顺水,从小学念到博士的“书生”,其实没有什么深刻印象。直到1976年他受邀去印度,看到赤贫的债役劳工(bonded labour),才深感震撼。他写道:“他们没有教育,平均寿命30几岁,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因为上辈欠债,需要以自己的劳动还债,成年后债主只给一块遮身的布,每次只能洗一半,晒干后再洗另一半。这是他们成年后唯有的一块布,死后用于裹尸。那些比哈尔邦(Bihar State)的债役劳工,一代又一代地永远还不请前几代人的债务,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虽然当时印度政府已立法消除奴役劳工。这让他认识到,单单依靠法律是不足以保护社会最底层的贫穷人民的。”

消除童工计划

后来当黄玉武出任国际消除童工计划营运总监时,他更看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非洲等许多国家的穷人,深切了解到贫穷是许多社会罪恶的源头。人们需要做的是打破穷人世代相传的恶性循环圈。

然而,要怎样才能消灭贫穷,却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他在书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国家,却是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基本建设落后,失业率高,技术水平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协助他们制定适当的劳动法规;培育技术的工人,发展工业,增加就业,提高工资等等。

在消除童工计划方面,黄博士说,当年他们的许多工作项目是:“协助国家立法保护童工,为儿童提供教育机会,并且采取实际步骤去解救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童工。”

他很珍惜这个当国际公务员的机会,让他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作,献身世界扶贫灭贫事业。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是充满同情的。他真诚地希望,未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能够继续顺应潮流,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美好的劳动世界。

我和贵谊认识黄玉武,始于2008年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南洋卓越校友奖给他和杨贵谊之后。当时贵谊没有出席颁奖礼,后来却受邀出席他的午餐会。此后,他还常常邀约贵谊和我去午餐。他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续后的词典编纂,给我们很大的精神支持,一点也没有架子,令我们感觉非常温馨。现在,读了他的新书,更加钦佩他的大爱情怀,一直走在扶贫道路上的决心与毅力。他仍然走在世界扶贫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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