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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摞书信藏真情

最长的信——十张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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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些信,心情起伏很大,有时不忍卒读,掩卷走开;有时联想翩翩,回忆当年真情交往;有时不胜唏嘘,叹时光如流水,卿不复为佳人?

最近竟然细细翻读起收藏了数十年的书信,想来是人老了。不过两三百封,每天读上三几个小时,却也连续读了七八天。

读这些信,心情起伏很大,有时不忍卒读,掩卷走开;有时联想翩翩,回忆当年真情交往;有时不胜唏嘘,叹时光如流水,卿不复为佳人?

好友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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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往来的收获。

我应该是念中学时先后交上三名笔友。几个月后,彼此或觉无谓,便相继停笔。真正有必要的鸿雁往来,是两个好友几乎同时间出了国。

第一个朋友去了日本,1967年4月的事。我给他的信都留有复写本。有一段是这样记下去送行的情景:

我第一次送人家坐船去那么远的地方,想到他和女友要分开五年,维持这关系也太渺茫了,就像我们在寻找他的房间315时的扑朔迷离,从楼上到楼下,从一条通道到另一端楼梯,也不晓得兜了多久……

那时的政治局势颇紧张,有些华校生便想到去日本留学,当然首要条件是家里拿得出钱。我不了解老友的经济情况,不过,从他的来信反映,他在东京念书期间是十分节俭的:我不久可能住在一个每月只收2000日元(15新元)的地方。人家每月用费30多万日元,我只花10万日元(750新元)。当然,如果和新加坡当年的生活开支比较,750元还是很高的费用。

老友待人热情,他在日本学习约一年时间,便给我写了12封信,平均都有五张信纸,有一封还多达十张。他的字很小,把信纸填得密密麻麻几乎不留空白。这些轻如羽翼的信纸,承载的却是沉沉的情谊。

同年5月,一个绰号张五可(豫剧《花为媒》角色)的好友被驱逐到马来西亚。他在马来西亚举目无亲,家人都住新加坡,因此生活过得岂止潦倒落魄。他在信里写道:

与人合租的屋租15元,电费2元半,用的是井水。三餐到隔壁“弄帮”,每月补贴30元。衣服自己洗,不过没法熨……交通不便,等巴士如同钓鱼。晚上睡觉,轰炸机很多……你知道为什么这封信写得歪歪斜斜吗?我没有桌子……现在托人申请家具厂的工作。

高级中学毕业的张五可,三年里在马国打了几份工,工作条件都十分苛刻。为此,他写道:

本来嘛,职业问题并非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要两餐能够解决,维持生命也就吧了,莫奈现实有点冷酷,而冷酷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小锻炼?

张五可的遭遇,也是当时好多同学和朋友的遭遇。

教育部来函

1970年我突发奇想,要报读大学。大学未回信,先收到教育部来函。教育部在11月18日的信里说,已收到大学入学准证申请。12月14日发的挂号信,则约我一星期后的早上10时30分,到教育部见一名姓杨的小姐。哈哈,哪里见到什么小姐,等着见我的是两名内政部的彪形大汉。

两名官员的态度却是很温和的,一个翻译,一个记录,公事公办的样子。他们问了我对政府和很多事件的看法,最后建议我进大学后每个月与他们喝一次咖啡。然而,我们“商量”之后得到的结论是:我选择放弃申请,不是他们不给我准证。

这两封教育部来信,是我仅保留的政府来函。

与国外戏剧家交往

1970年代初,新加坡表演艺术活动蓬勃,很多团体都相继举行公开演出。1974年,有关丹朋友来信剧社:

有关订票事宜,上回我已去信通知了……我们也很愿意刊登一则贺词,给予些微帮助。

我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特刊登贺词,我们早已截止……希望你们能出来看我们的演出,虽然门票已经全部卖完,只要尽快通知,我们应该可以腾出几张。

那几年,好几个华语表演艺术团体的演出,一次可吸引超过上万观众,而且一票难求,它们不能多演几场往往是因为租不到适合场地。

到了八九十年代,新加坡的戏剧界进入另一个阶段,剧团加强合作关系,也重视与国外戏剧家,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戏剧家的交往。与我有联系的专家包括:荣念曾、高行健、余秋雨、赖声川、于西茜、李默然、孙道临、赵青、马惠田、徐晓钟、王景愚、蔡锡昌和孙惠柱等。我和他们的通信,多数关系来新加坡的安排。

马惠田教授应该是与新加坡艺术界接触最多的艺术家,他曾多次来教课和协助多个戏剧团体的演出。我们之间的通信也最频繁,他的第一封来信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89年3月27日,他在敦煌接到同事金乃千于新加坡心脏病猝发离世的消息。4月3日他来信时这么说:

乃千是我30多年朝夕相处的挚友,他的去世像是对我迎头一棍。他这次去南极,他的太太不同意的,是乃千让我去说服的……

那是我第一次接到马教授的信,他字里行间显示的悲痛,真是情何以堪。那次金教授在新加坡逝世,主要还多得新加坡艺术剧场朋友的帮助,才能比较顺利地把遗体送回北京。

20年后的2009年4月6日,马教授来信描述了夫人李力临终前一周的情形:

她突然张开双臂,拥抱着两个孩子微笑着说:“我的好女儿”“我的好儿子”。她拥抱我时也说:“好老伴儿,对不起,我先走了,我永远永远的爱你”,并抚摸我的头说:“不哭不哭,你要学会生活。”

马夫人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退休后陪伴教授来新居住,累积时间应有两三年。我们常来往。她是我理解的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待人亲切真诚。11年后再读这封信,心里还是很难受。

旅行后多年的来信

我喜欢旅行,曾在旅行途中结交到多位好朋友,包括当地的导游。1996年11月,福建省旅游公司的王先生来信:

我记得那年你带着两个儿子来中国旅游,临别,你的大儿子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什么时候结婚了寄一张结婚照给他。这件事我至今还牢牢记着,虽然已过了四五年。

不晓得我儿子有没有保存好那张结婚照,我却一直惦记着这位恪尽职守、待人亲切的福州导游。

2003年4月,我收到中国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来信,发信者是陈先生。我和陈先生结识的经过是这样的:1993年10月,我们前往张家界旅游途中,遇到当地一群流氓敲诈,摇撼我们的巴士不放行。陈先生接到消息后,立即带领一组公安前来解围。那时我给了他一张名片,过后,他便来信告诉我闹事者已得到惩罚。想不到事隔十年,他还记得我这个海外朋友:

我们现在通过集资方法,分到一套110平米的三房二厅房子……如果您再到中国来旅游的话,真诚地欢迎您来我家看一看,走一走。

文末给了家里电话和手机的号码,信里还带上三张合家照。

我和陈先生萍水相逢,当年受的一场虚惊过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家却还记得给我写信问候,实在感到惭愧。

给爱人的信

进入21世纪,很少人寄信了,有话就通过电邮传达,不过,我仍有个移居法国的年轻朋友常给我写信,最感动的一次,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的长信外,还附了一张长30公分宽10公分的风景明信片。她介绍:

我们正在布列塔尼度假,这里四周是海,……我很少有这种舒畅的感觉。这里人烟稀少,非常非常静。

我后来上网查阅:布列塔尼位于法国西北部,保存有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庆典和语言。若要在法国找到一个地方色彩浓厚的地区,这里无疑是最佳选择。可惜,我至今还没实现探访的愿望。

2007年,我参加在杭州市举办的文学旅游活动,认识了好几位当地年轻作家。几个月后,竟收到一封叫我心惊胆跳的信件:

因为是高度近视,一开始就定下剖腹生产,所以看看日子差不多了,正好有床位,就住进去了,以为就这么顺顺利利地生了,没想到在产床上出事了……血压降到40,医生看看不行,没等麻药发挥作用,就开始剖肚子,那真是活剖啊!孩子顺利取出来,我的血压继续下降,降到10,医生发出病危通知。抢救了三个小时……命大啊!

真不敢想象,一个讲话和动作都十分活泼的女青年,险些就要丢命。真是谢天谢地,她还能给我写这封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信故事可说。我其实还收藏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的副本,当年我一写好就寄去报馆,《南洋商报》是在1971年9月20日发表,题目是《给爱人的信》。至于信的内容,这里就不好意思透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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