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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新加坡野生甘蜜

甘蜜从发芽、开花到结果共110天。左起小芽、花芽、开花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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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在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另外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看到疑似野生甘蜜。新加坡的甘蜜故事终于从想象变成活体。

19世纪的新加坡曾经是个世界第一的甘蜜出口国,这两年《联合早报》也刊登相关文献。

叫人纳闷的是,20世纪初改种橡胶树和黄梨后,遍布全岛的甘蜜树竟然似乎销声匿迹。去年上旬,国家公园局和新山的甘蜜达人萧开富合作,在福康宁山麓新设的法夸尔花园栽下甘蜜树苗。该树苗源自吉里汶岛的昆杜尔岛(Kundur),相信跟昔日本地的甘蜜树同种。此外,植物园也有一棵2012年做档案记录的甘蜜树,算是保留曾经叱咤一时,可供人寻根的时代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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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知马山下丛林中冒出的甘蜜树。

民间组织“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兴致勃勃地告诉笔者,他在武吉知马七英里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相约一同观赏。野生甘蜜重见天日,跟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阻断措施不无关联,由于人烟少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寻找甘蜜的芳踪。无独有偶,我们的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Lorong Pelita)看到疑似野生甘蜜长到羊肠小径来。皇天不负有心人,新加坡的甘蜜故事从想象变成活体。

甘蜜树的特征

甘蜜是一种野生灌木,叶子呈椭圆形,有明显的叶尖,长度约8至14公分,有一根主脉与五至六对侧脉,枝茎的刺弯曲如钩。

甘蜜从发芽、开花到结果共110天,跟榴梿的生长期相似。甘蜜叶和枝茎熬煮数小时后,除了可当“保济丸”外,也用来医治牙痛和蚊虫蛇咬。从前马来人配合槟榔一起咀嚼,因此也称槟榔膏。甘蜜果没有特别的工业或医疗价值,不过传宗接代就全靠它。

我们将疑似野生甘蜜跟法夸尔花园和植物园的甘蜜做比较,外形与生长方式都十分相似。此外,甘蜜树开花的生长点会变异成钩,野生甘蜜亦有此明显的特征。

甘蜜(uncaria gambir)和钩藤(uncaria rhynchophylla)出自一家,同属茜草科植物。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钩藤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小儿惊热和班疹。对比之下,从前本地将甘蜜叶和茎枝一起熬制,传统中医则只以带钩的茎枝部分入药,天麻、钩藤煲黑鸡汤,可以平肝祛风。

19世纪中叶种植概况

关于19世纪的本地甘蜜业盛况,英国航海家乔治温莎伯爵(George Windsor Earl)的“The Eastern Seas”,记述于1832至1834年间在东印度的游历,可能是最早提到甘蜜的工业价值的民间记载。

他笔下的新加坡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廉价劳工,比美洲的奴隶劳工还便宜至少三分一,主要农作物为甘蜜、胡椒和甘蔗,甘蜜叶和润芽放在铁锅里煮糊后倒入容器晒干。马来人将这些黄褐色像乳酪的“蛋糕”跟槟榔一起嚼食,不过多数输往英国,作为纺织染料和皮革鞣化的用途。熬过甘蜜的渣滓用作胡椒树的肥料。

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1830年代意外发现甘蜜的工业用途后全力发展。1840年左右,甘蜜园已经从市区边缘扩展至远郊,占地两万多英亩(约1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本岛面积的两成。扣除约占三分二未开发森林面积,剩下的少许土地用作商贸、民居与其他农耕用途。

1855年5月17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报道,新加坡的75个甘蜜园区共种植1200多万棵甘蜜树与160万棵胡椒树,比例约8:1,其中七成甘蜜树因长年砍伐变为“老弱残兵”。当时种植园聘请约5000名员工,同时兼顾3万多棵豆蔻树。

栽种30万棵甘蜜树以上的种植区包括中部的大巴窑、宏茂桥、竹竿山、Tay Bu Su;北部的新邦港、汫水港、巫许港、烂土港、陈厝港、刘厝港、朱厝港、林厝港;西部的蔡厝港、秉江、登格港;东北部的后港、杨厝港。其中规模最庞大的是宏茂桥、克兰芝河畔的巫许港,以及实里达河流域的汫水港,各种植超过100万棵甘蜜与胡椒树。

竹竿山应该是武吉知马圣若瑟天主教堂一带,这座1846年由法国传教士创建的教堂,俗称竹竿山天主堂,对象为甘蜜园的员工,因此武吉知马山下的疑似甘蜜或许跟竹竿山甘蜜园有关。至于汤申自然公园的疑似甘蜜树,可能就是宏茂桥甘蜜园的遗物。

《新加坡自由报》报道中,殖民地官员引述1850年的数据,甘蜜的年产量3万9650担(约2400吨),总值13万4050元(西班牙元);胡椒2万3374担(约1400吨),总值15万7775元。胡椒产量虽少,市值却比甘蜜高。

虽然甘蜜园占据新加坡半壁江山,但含金量比例不高。当时新加坡的总出口额为1600万元,甘蜜胡椒不及2%,但已足以使一些商人如甘蜜大王佘有进家族富甲一方。

登嘉楼曾是甘蜜的生产地

新加坡耕地有限,加上柔佛苏丹向华人发出港契,一个甲子间开发出130多条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甘蜜生产地,跟新加坡与廖内三足鼎立。新加坡作为区域商贸的集散中心,柔佛的土产必须海运到新加坡出口,两地一衣带水,关系格外密切。

登嘉楼曾经是马来半岛的主要海港,小型甘蜜活动跟新加坡同期发展,至少比柔佛早了20多年。文西·阿都拉的《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1838年)记述,他在新加坡受邀到吉兰丹时途经登嘉楼,发现当地甘蜜的年产量两三千担,折算起来约180吨。根据高斯林(L.A.P. Gosling,1964)的“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Rural Chinese in Terengganu”(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的“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1820年已有一批于马浪河畔定居的华人(福建人居多)种植甘蜜和胡椒,用大象运载产品到登嘉楼河上游销售或运到外地,进入20世纪后才由其他行业取代。当地甘蜜业的命运受到西方工业所主宰,跟新柔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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