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在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另外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看到疑似野生甘蜜。新加坡的甘蜜故事终于从想象变成活体。
19世纪的新加坡曾经是个世界第一的甘蜜出口国，这两年《联合早报》也刊登相关文献。
叫人纳闷的是，20世纪初改种橡胶树和黄梨后，遍布全岛的甘蜜树竟然似乎销声匿迹。去年上旬，国家公园局和新山的甘蜜达人萧开富合作，在福康宁山麓新设的法夸尔花园栽下甘蜜树苗。该树苗源自吉里汶岛的昆杜尔岛（Kundur），相信跟昔日本地的甘蜜树同种。此外，植物园也有一棵2012年做档案记录的甘蜜树，算是保留曾经叱咤一时，可供人寻根的时代脉络。
民间组织“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兴致勃勃地告诉笔者，他在武吉知马七英里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相约一同观赏。野生甘蜜重见天日，跟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阻断措施不无关联，由于人烟少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寻找甘蜜的芳踪。无独有偶，我们的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Lorong Pelita）看到疑似野生甘蜜长到羊肠小径来。皇天不负有心人，新加坡的甘蜜故事从想象变成活体。
甘蜜树的特征
甘蜜是一种野生灌木，叶子呈椭圆形，有明显的叶尖，长度约8至14公分，有一根主脉与五至六对侧脉，枝茎的刺弯曲如钩。
甘蜜从发芽、开花到结果共110天，跟榴梿的生长期相似。甘蜜叶和枝茎熬煮数小时后，除了可当“保济丸”外，也用来医治牙痛和蚊虫蛇咬。从前马来人配合槟榔一起咀嚼，因此也称槟榔膏。甘蜜果没有特别的工业或医疗价值，不过传宗接代就全靠它。
我们将疑似野生甘蜜跟法夸尔花园和植物园的甘蜜做比较，外形与生长方式都十分相似。此外，甘蜜树开花的生长点会变异成钩，野生甘蜜亦有此明显的特征。
甘蜜（uncaria gambir）和钩藤（uncaria rhynchophylla）出自一家，同属茜草科植物。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钩藤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小儿惊热和班疹。对比之下，从前本地将甘蜜叶和茎枝一起熬制，传统中医则只以带钩的茎枝部分入药，天麻、钩藤煲黑鸡汤，可以平肝祛风。
19世纪中叶种植概况
关于19世纪的本地甘蜜业盛况，英国航海家乔治温莎伯爵（George Windsor Earl）的“The Eastern Seas”，记述于1832至1834年间在东印度的游历，可能是最早提到甘蜜的工业价值的民间记载。
他笔下的新加坡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廉价劳工，比美洲的奴隶劳工还便宜至少三分一，主要农作物为甘蜜、胡椒和甘蔗，甘蜜叶和润芽放在铁锅里煮糊后倒入容器晒干。马来人将这些黄褐色像乳酪的“蛋糕”跟槟榔一起嚼食，不过多数输往英国，作为纺织染料和皮革鞣化的用途。熬过甘蜜的渣滓用作胡椒树的肥料。
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1830年代意外发现甘蜜的工业用途后全力发展。1840年左右，甘蜜园已经从市区边缘扩展至远郊，占地两万多英亩（约1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本岛面积的两成。扣除约占三分二未开发森林面积，剩下的少许土地用作商贸、民居与其他农耕用途。
1855年5月17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报道，新加坡的75个甘蜜园区共种植1200多万棵甘蜜树与160万棵胡椒树，比例约8:1，其中七成甘蜜树因长年砍伐变为“老弱残兵”。当时种植园聘请约5000名员工，同时兼顾3万多棵豆蔻树。
栽种30万棵甘蜜树以上的种植区包括中部的大巴窑、宏茂桥、竹竿山、Tay Bu Su；北部的新邦港、汫水港、巫许港、烂土港、陈厝港、刘厝港、朱厝港、林厝港；西部的蔡厝港、秉江、登格港；东北部的后港、杨厝港。其中规模最庞大的是宏茂桥、克兰芝河畔的巫许港，以及实里达河流域的汫水港，各种植超过100万棵甘蜜与胡椒树。
竹竿山应该是武吉知马圣若瑟天主教堂一带，这座1846年由法国传教士创建的教堂，俗称竹竿山天主堂，对象为甘蜜园的员工，因此武吉知马山下的疑似甘蜜或许跟竹竿山甘蜜园有关。至于汤申自然公园的疑似甘蜜树，可能就是宏茂桥甘蜜园的遗物。
《新加坡自由报》报道中，殖民地官员引述1850年的数据，甘蜜的年产量3万9650担（约2400吨），总值13万4050元（西班牙元）；胡椒2万3374担（约1400吨），总值15万7775元。胡椒产量虽少，市值却比甘蜜高。
虽然甘蜜园占据新加坡半壁江山，但含金量比例不高。当时新加坡的总出口额为1600万元，甘蜜胡椒不及2%，但已足以使一些商人如甘蜜大王佘有进家族富甲一方。
登嘉楼曾是甘蜜的生产地
新加坡耕地有限，加上柔佛苏丹向华人发出港契，一个甲子间开发出130多条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甘蜜生产地，跟新加坡与廖内三足鼎立。新加坡作为区域商贸的集散中心，柔佛的土产必须海运到新加坡出口，两地一衣带水，关系格外密切。
登嘉楼曾经是马来半岛的主要海港，小型甘蜜活动跟新加坡同期发展，至少比柔佛早了20多年。文西·阿都拉的《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1838年）记述，他在新加坡受邀到吉兰丹时途经登嘉楼，发现当地甘蜜的年产量两三千担，折算起来约180吨。根据高斯林（L.A.P. Gosling，1964）的“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Rural Chinese in Terengganu”（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的“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1820年已有一批于马浪河畔定居的华人（福建人居多）种植甘蜜和胡椒，用大象运载产品到登嘉楼河上游销售或运到外地，进入20世纪后才由其他行业取代。当地甘蜜业的命运受到西方工业所主宰，跟新柔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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