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对丰衣足食的国人来说，只是新闻字眼。近年在中东地区如叙利亚、阿富汗等因战乱掀起的难民潮，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烫手芋。旅居瑞士的新加坡女子郑嘉贝丽（Gabrielle Tay，39岁），两年前“卷入”这股难民潮里。
2015年郑嘉贝丽在苏黎世成立非盈利组织“来自瑞士的行动”，为难民筹集物资。去年，她到希腊亲历难民营前线，全情投入扶持与救援工作，甚至为女难民设立雅典娜妇女中心，让她们安心上厕所，学英语，寻求心理治疗等。
郑嘉贝丽是念法律的，原本以教琴为生。去年三月，当她看到从救生筏走下来的难民，改变了世界观。秉持出一分力，怀揣一份希望的信念，为难民奔波。她日前回新接受联合早报访问，不讳言两年来收获甚多。
悲情 2016年3月20日∕希腊希俄斯岛
郑嘉贝丽看着当天上岸的难民，被一道篱笆隔离，无法进入难民营，心绞无助。那是欧盟与土耳其难民接收协议生效的第一天，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者都须在希腊登记、提交避难申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符合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对难民没有保障的土耳其。
这些难民大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Eritrea）。他们饱受战火蹂躏，被迫离开家园，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只为了希望能在欧洲某处落脚重新生活。在难民接收协议生效之前，匈牙利也关闭了与奥地利的边界，防止难民涌入，原本已经水深火热的难民更是身处绝境。
这些看似灾难电影的画面距离生活安逸的新加坡人很遥远，但却是郑嘉贝丽现在在希腊天天接触到的情景。她说：“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从土耳其乘坐救生筏来到希腊的难民，已经不懂得惊讶，我告诉自己，原来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这个郑嘉贝丽接触到的真实世界非常残酷。有个20岁的叙利亚男生，下船时背部有个突起的恶性大肿瘤，不知还能存活多久。一个手抱婴孩的母亲，下船时才发现因为把孩子抱得太紧导致她窒息，没了生命迹象。怀双胞胎的妇女上岸生产时其中一个宝宝难产了。还有一个随父亲逃难的女孩，被问起母亲在哪儿时，只用手在自己的颈项一划，让人看了心碎。
这些破碎家庭的悲情，天天都在希腊的希俄斯岛（Chios）上演，这是难民进入欧洲的第一道门槛。郑嘉贝丽与其他志愿工作者每天在岛屿海岸视察，一旦发现有难民船就通知海岸部队，开始准备接他们上岸，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提供基本的衣物与食物。
而这一切，不过是个开始。
援助 通过社交媒体寻求捐助
她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39岁新加坡女子，曾在公关公司任职，但她有法律背景，毕业于淡马锡理工学院和英国艾希特大学法律学院，也曾在律师楼工作。几年前她随丈夫到瑞士的苏黎世工作定居，组织自己的小家庭，当个家庭主妇，平日也教钢琴，“难民”这两个字完全不在她的生活字典里，从来没料到自己会和难民扯上关系，与真实世界那么靠近。
但自阿拉伯之春2010年底爆发后，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Balkans）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的难民人数激增，难民课题渐渐成为欧洲人的常见词，也开始进入郑嘉贝丽的生活。欧洲的难民潮在2015年下半年达到巅峰，根据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的数据，2015年8月就有超过15万难民涌入欧盟，该年估计难民人数超过50万。这样的相关新闻充斥欧洲媒体，成为郑嘉贝丽每天睁开眼就无法避而不见的现实。
郑嘉贝丽在苏黎世看到种种难民的消息，觉得难以置信。德国一开始就敞开大门，宣布将接收8万难民，许多难民带着希望逃到欧洲。但随着难民数量激增，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关闭边界，难民因此滞留，情况日趋严重。郑嘉贝丽自问，那么多难民，那么多问题，是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伸出援手？
“我突然觉得难民问题刻不容缓，而且就在我身边发生，于是前年夏天从法国度假回到瑞士后，主动联络瑞士、奥地利，以及匈牙利的各救援机构，看看自己能否帮上什么？但我得到的答案都一样，都说他们已有足够人手。但我不相信，若真如此，为何还有那么多难民无法栖身？”
郑嘉贝丽明白一个人的力量单薄，于是尝试通过社交媒体希望有人能捐助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睡袋、营帐，以及棉被等。让她大感惊讶的是，贴文发出后的几小时，她的面簿邮箱几乎爆满，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积极反应让她感受到人间温情。“我在回复了第18个电邮后，觉得这不可行。于是在面簿上设立了‘来自瑞士的行动’（Action from Switzerland）的账号，上载所有相关消息。两天之内就有超过1000名瑞士人表示要捐助，反应让人鼓舞。”
就这样，一个单纯的想伸出援手的举动，开始成形，郑嘉贝丽在毫无经验与准备的情况下，将自己“卷入”难民潮。
现实 无法处理的茫然与无助
与郑嘉贝丽见面是约在奢华的四季酒店，她刚好回来新加坡探亲，只呆两个星期。她叫了一杯红酒，脚上穿着高跟鞋，与一般都市女性没有分别。但这个对我们来说最普通不过的场景，对亲眼目睹过难民潮的郑嘉贝丽而言有点讽刺。当地球另一端正有成千上万风餐露宿无家可归的难民连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顶都没有，连要填一填肚子的食物都没有，眼前是看不到明天的今天，郑嘉贝丽却能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喝酒。但，这杯红酒是她极力要找回的“正常”。
“也许接触难民给我带来的冲击太大，我回来之前和回来以后，都不会特别想念新加坡的食物，我的心一直挂念着在难民营的朋友。我想我唯一想念的是过去生活中习惯的‘正常’。”
郑嘉贝丽第一次亲眼看见难民，是前年当她收集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从苏黎世开了16小时的车到达匈牙利。“我看见刚从塞尔维亚抵达匈牙利边境小镇Roske的成群难民，漫无目的地往没有终点的方向前进，我忘不了他们脸上没有表情的神情和疲累的身躯，我的脑袋根本无法处理那种茫然无助的情景，这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
郑嘉贝丽回忆说：“单是那一晚，就有7000多个衣衫不整，鞋子破烂，缺水缺粮的老人、小孩、成年人。我只记得之后的48小时，我和其他来自各国的志工不眠不休地将救济品分派出去，停不下来。”
亲眼目睹过去只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看到的这类悲惨画面，让郑嘉贝丽震撼不已。“我看到一个60多岁的长者，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衣服，当天晚上温度只有6摄氏度，他不断发抖。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爸爸，我心想，我好幸运，如果我生在这地区，我也许就是他们之一了。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要做的更多。”
从阿富汗和叙利亚经由陆路抵达土耳其的难民，乘船抵达7公里外的希腊岛屿，才进入欧洲。他们从希腊前往马其顿共和国（Macedonia）、塞尔维亚共和国（Serbia）、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然后进入愿意收留难民的德国。
我问郑嘉贝丽难民如何知道他们应该往哪儿走？她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很清楚。但我猜想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上信息，互相通知，后来者就会知道先行者的路线，然后跟随。这就是社交媒体和科技的力量，在灾难时期能发挥很大作用。”
是的，21世纪的难民虽然还得悲凄地走着以前难民的路，但他们的随身物品中除了身份证，也少不了今日最重要的手机，而难民营也有网络，以便大家能与外界保持联系。
过去两年，郑嘉贝丽进出不少难民聚集的中心，曾在塞尔维亚的普奇尼亚（Presevo）呆了一个月，用捐款给难民买茶、糖及香蕉等，日夜不停地给难民分派食物。“塞尔维亚是难民的中转站，他们得在那里露宿排队等候领取进入塞尔维亚的准证，然后才可继续逃难路程进入欧洲其他国家。那里的环境也很基本，他们都需要有营养的基本食物，要不然很容易生病。”
人性 拥有那么少，愿意给那么多
为了接近难民中心，郑嘉贝丽去年起驻扎在希腊的希俄斯岛，实地工作。在一个不健全一切都很基本的环境里，她更清楚地看到丑陋的人性。
她说：“除了得面对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难民营里最脆弱的是妇女与小孩，不少妇女在逃亡的路上遭性侵、拐带；一些还得向在欧洲的亲戚讨取赎金给人肉贩，要不然就死路一条。就算侥幸抵达难民营，恶梦仍继续，一点都不安全。你想想，一个营地800人，只有10个厕所，大家轮流排队用，单是看这个数字就很可怕。”
此外，在当地协助救援的无国界医生表示，不少人在恶劣环境下患上感冒及其他呼吸道问题。而无止境的等待（其他国家的收留），亦令营中难民愈来愈不安。于是郑嘉贝丽去年在希俄斯岛难民营中心外，租了一栋房屋，设立雅典娜妇女中心（Athena Centre for Women），专给女难民使用。她们可以到这个像是庇护所的地方，使用设备简单但安全的浴室，甚至可在那里向来自各国的志工学习英语，与心理医生畅谈，甚至上瑜珈课，尽量让生活过得正常。
难民营不仅环境欠佳，对人的心理也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有个女孩告诉我，父亲不断对她发脾气，甚至打她，她很迷惑，因为父亲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在难民营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大家都被困得很紧绷，情绪很不受控制。”
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郑嘉贝丽也崩溃过。“我算过，至今哭过6次，有时觉得很无助，有时看到悲惨的情况觉得很愤怒，尤其是当中还有一些不良分子企图制造更多混乱，欺负女性，有时真无法接受那么多，需要发泄的管道。偶尔，我也会与心理医生谈一谈，寻求专业意见。”
但每次眼泪流干后，她告诉自己得将悲愤化为力量。郑嘉贝丽双手有一些文字刺青，是她每次发泄后用来提醒自己要坚强的方式。其中一句在手臂上的刺青这么写：“Throw me to the wolves and I shall return leading a pack”（大意：痛过以后就会成长），那是郑嘉贝丽看到一个母亲为死去的孩子歇斯底里嚎啕大哭后的发泄。
幸运的是，偶尔也有一些好消息让郑嘉贝丽露出欢颜。“当我收到一些成功抵达目的地找到他国收留的难民传来的信息，知道付出有了结果，我会很开心。”
与难民共处的这段日子，她最大的收获，或许是结交了很多来自灾难地区的朋友。与一般从没接触过难民的人想象中不同的是，难民不一定都是贫苦人家。在郑嘉贝丽所接触的难民中，就不乏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科学家、艺术家及作家等。他们都是不同信念的政治家和领导者私心下的牺牲者，他们原本也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为了逃避战火带着家当逃离。但不论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最终都被残酷的人性给侮辱破坏。
“我很感动的是，一些难民家庭看到我，总会叫我与他们一起喝茶吃饭。他们的每一餐，都是在难民营排队排了很久才分派到的食物，根本是不够吃的。但他们仍大方地要分一些出来给我，他们有的是那么少，却愿意给那么多，深深触动了我的心。这是我在人性丑陋的世界看到最美丽的人性，让我相信这世界仍然有爱。”
那薪水呢？郑嘉贝丽说由于她全职当义工，因此象征式地收取500欧元月薪。“有不少善心人士要资助我，但我真的不需要，需要帮助的是难民，不是我。”
观点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
毫无疑问，郑嘉贝丽这两年在瑞士和希腊援助难民的经验，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也几乎彻底改变了她对人对事，对世界以及对生命的看法。
自从接触难民后，郑嘉贝丽对人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我现在不再对小事斤斤计较，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事。像有个朋友度假后要带小孩回国，一直担心不知小孩在飞机上会不会听话，有点牢骚。我安慰她，你将乘搭的是有服务人员照顾你的商业客机，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的，虽然我心里是有点不愉快，不过是那么芝麻的小事，相比在逃难路上尊严一点一点掉落的难民，实在微不足道。”
郑嘉贝丽感慨地说：“我们都太幸福了。但当你真正张开双眼看清这个世界后，你的眼光不会再和从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的双眼未曾真正睁开，他们对难民课题毫无概念，我不会强迫任何人去睁开眼睛，但希望能通过自己所见所闻，启发他人，希望他们在能力所及给予世界另一端不幸的很多人一些援助。”
让她感到安慰的是，一些朋友确实做到了。像她所设立的妇女中心，标志就由一个新加坡人所设计。“这个朋友说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就帮我设计了标志，这已足够，我很感激。我妹妹去年也召集了一些朋友做了一些针织衣物，然后寄到希腊给我分派给难民，这些都很有用。”
她也为身为新加坡人感到幸运和幸福。她说：“在很多方面，我们与难民没有太大分别，我们都有家庭，都有梦想，都希望好好地过每一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很幸运生长在没有战乱的地区，而他们很不幸地成为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很好的国家领导人，人民的安全有所保障，一些国家则没有。除此之外，我们都一样。”
但郑嘉贝丽强调，她有时需要换个环境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得回到她熟悉的“正常”环境，才能继续她目前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会持续多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知道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
尊严 出一分力多一分希望
郑嘉贝丽坦言，她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会有要帮助难民的念头。“我并不富裕，原本在瑞士教琴也就只够维持生计。设立“来自瑞士的行动”更是零收入。但不知为何，我就是觉得有这个使命，谁也没通知，就这样开始。”
郑嘉贝丽说，父母在起初的6个月也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国外做些什么。“后来我通过沟通和电邮照片，慢慢告诉他们详情。一开始他们当然很吃惊也很担心，但现在没事了，只是一直念我到底有没有吃，说我太瘦。”
郑嘉贝丽说她最大的挑战不是安抚家人，而是如何让新加坡人了解和感受这个难民危机并不只是发生在国外，与我们不相干的事。“这关乎人性，世局变化无常，同样的事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这里发生，可惜新加坡离战乱的中东确实太远，很难让人有真切感受，这是我的难处。”
看过，经历过，郑嘉贝丽明白难民的问题真切实在。郑嘉贝丽说，欧洲多国之前承诺收容难民，但这些国家做得不够，至今只安顿了百分之八的难民，其他还在飘泊的难民，就得靠救援组织及像郑嘉贝丽这样的义工的付出，给予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我很欣赏郑嘉贝丽用来概括她为难民努力的一段话：“我明白自己的力量有限，但只要有多一分力，就有多一分希望。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对难民有多少帮助，但起码我希望在他们离开颠簸的难民船双脚踏上陆地的那一刻，我亲手送上的一条毛巾、一双鞋子、一个拥抱或一声慰问，可以挽回他们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这很重要。”
郑嘉贝丽很快就会回到希腊，继续她的工作，她说离开希腊几天“抛弃”了难民，在新加坡“享受生活”让她觉得很内疚。“我有得选，可以随时走人，但他们没得选，我已经做不到就这样一走了之。”
问郑嘉贝丽有无计划将她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书，她说没想过，但如果这样做能让更多人关注难民问题，她会考虑。“我也希望能与个人或机构合作，为难民筹得所需要的款项。但当前之务，是处理眼前的一切。”
与她道别之前，郑嘉贝丽又多叫了一杯红酒。我想，她确实需要在还可以的环境中，在回到烽火飞花的现实之前，尽量尽情地享受“正常”。
●关注“来自瑞士的行动”：http://actionfromswitzerland.ch
（照片来源：受访者提供、istock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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