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州府文件修集》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研究华人史典籍，但却鲜为人知。1970年代初当我开始进入华人史研究领域时，就注意到这部宝典。然而当时只能通过第二手资料认知。最近在征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缮本珍藏部同意之后，有缘翻阅这123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殖民地官员读本，深感其内容深邃，故作此文，以让更多读者了解这读本的史学价值。
《三州府文件修集》（简称《修集》）是123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公务员读本。看看《修集》的英文原名“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你会发现这个读本的中文书名其实是个非常优美的译名。
这本由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印务所印制的公务员读本，到底是怎样的一本文集呢？笔者在翻阅此书后，对其内容及所蕴含的意义，深受感动！
早年当过公务员的都必须通过IM （Government Instruction Manuals ，简称IM）的考试。记得大学毕业后进入关税局服务，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就把一本厚厚的IM（约有800多页）交给我，并严粛地吩咐必须熟读，要在一年内考试及格，否则无法转正。
何为“三州府”？
IM这项考试制度如今似已取消，但对许多公务员而言，IM考试是个头痛问题，不容易过关。这考试源自殖民地的文官制度，当年培训公务员可是一大课题。百年前本地殖民地官员所必修的读本，就是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
三州府是当时华人对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946）的俗称。这个政治体系自1826年开始，一直延续了120年到1946年才结束。三州府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1867年4月1日，英国殖民地部正式接管三州府，划入皇家殖民地（Cn Colony），总督驻守新加坡。
三州府的形成源自1824年英荷签订的《伦敦条约》。此条约解决了英荷两国在东南亚与马来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纠纷，也决定了日后新加坡的命运。《伦敦条约》签订后，荷兰的势力范围在印尼，马来半岛则归英国管辖。
这本《三州府文件修集》在1894年出版。此前17年，1877年,英国已在新加坡设置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俗称大人衙），这与同年设置的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两者都以治理华人为首要任务。殖民地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处理华人事务，乃严格要求公务员必须通晓汉语及方言，《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为任职华民护卫司署的公务员量身订制的，最初只作为中文教材，但如今却成为研究华人史的珍贵资料。
《修集》内容简介
《三州府文件修集》长29.5厘米，宽23厘米，厚 4.2厘米，约为今天的16开本。《修集》外的黄色纸皮封套，是国家图书馆为更好地保护此善本书而刻意加上的。
此读本由海尔（G.T. Hare）主编，分三册七卷，共收录了383篇函件：第一册包括禀帖卷（Petitions 118件）和告示卷（Proclamations 70件）；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Letters 83件） 和杂文卷（Miscellaneous 55件）；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Forms 30件） 、咨文照会格式卷 （Despatches 13件）和奏章卷（Memorials 14件）。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读本除标题是英文外，原始函件竟全是中文文言文，而且文中无标点符号，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这批殖民地官员的中文程度。主编海尔在读本 《缘起》（Memorandum）中开宗明义地说 : “本文集的目的是要弥补公务员及其他人士，长期以来在学习书写中文，以备未来之需方面所感受的欠缺。…我深信这些文章所具有的浓厚地方色彩，不但使学习书写华文趣味盎然，对未来的学习也富有建设性……”
《缘起》署期1894年5月，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大英帝国势力如日中天。有关这位洋人主编的资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新加坡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1840-1907）的副手，即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精通华文和华人事务。为使海峡殖民地的官员更加熟悉清朝及海外华人事务，他编撰了这本著名的《三州府文件修集》。此外，他也曾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有关赌博这一社会现象的文章。
据颜清湟教授研究，海尔于1896年上书英国殖民部，吁多颁发英国勋章给海峡华人领袖，以笼络当地华人，藉以应对清廷大量售卖官衔给当地华人的举动。虽然他获得海峡殖民地总督的支持，但英殖民部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那么，为什么这批公务员的中文程度竟如此之好?
当年的“学政人员”
自从英国涉足马来半岛政局后，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大批观察家、探险家、公务员和学者也接踵而来，英国在遴选外派公务员时非常严格。
这批公务员有个特殊名称叫“学政人员”，英文学界称之为“scholar-administrator”, 也有使用“scholar official” 。他们的真正身份是由伦敦派驻东南亚的英国官员，负责管治和领导中央或地方的政务，都是中级以上的领导层，而非执行日常业务的低层公务员。
当我们翻阅史料，进一步了解这批人员的背景、经历和学术成果后，才惊讶地发现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语言条件、教育背景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他们大部分出自名牌大学，如剑桥、牛津或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等名校，允文允武，精通几国语言，有些还谙方言，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
这批旣是学者，又是高级公务员的老外进入东南亚后，热衷于对当地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的研究，通过他们眼睛，打开了对我们自身的认识。这扇窗户，也同时让东南亚进入世人的眼帘。
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产品，但凭着过人聪颖及优越语文能力，他们留下了无数研究成果，开拓出新的学术视野。这批兼具行政和学术双重身份的人员，最后有些还转型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人员，如白剌顿（C. Otto Blagden, 1864-1949）、温斯德（Richard Olof Winstedt，1878-1966）和巴素（Victor Purcell，1896－1965）等。
事实上，本地华人史许多重要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修集》的史料价值
《修集》蕴藏不少华人史的珍贵资料。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之：
同济医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个重要民办慈善医药团体，但对其成立年代向来都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867年，另一是1885年，两说相差18年。
到底以何者为准？
《修集》卷一《禀帖卷》中，就有关于同济医院的记录:
“具禀人何道生梁炯堂等
禀为倡设同济赠医社事切何道生梁炯堂等
现拟在本埠单边街门牌第三十一号设立医社敦请高明医师赠诊 贫病不取医资以便贫人理合禀明谨此切赴护卫司大人案前
恩准施行”
这份文件没有日期，所以对同济医院的创建年代未能肯定。但从文字中可以知道同济医院的前身是同济医社，原址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31号。
发起人为何道生（Ho To Seng）、梁炯堂等。医社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医社命名“同济”，表现了“同善相济”的精神。
此外，《修集》卷四中还有一篇关于创建同济医社的重要文件, 可以确立同济医社创社的年代：
署期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1885年）八月吉日的《请设石叻同济医社赠医公启》（卷四第34件），让我们对同济医院创办的情形、社会背景、首任医师和成立日期都获得充分的肯定，确立了同济医院创院时期的信史，弥足珍贵。
《三州府文件修集》就是这样的一部宝典。百年弹指一挥间，《三州府文件修集》也走进历史。今天公务员培训已与往日不同，从实施IM考试到Civil Service Code of Conduct （《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的素质一路走来也与殖民地时代的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