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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楚璞为报社主笔，职务比郁达夫高，他所住的24号二楼套房，出入就远比上下楼梯都得东拐西弯的22号二三楼方便，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后来郁家会迁入24号的原因。


温梓川说郁达夫住的24号房子“据说是他的朋友让给他的”，这位朋友当然就是关楚璞，这也显示温梓川是郁氏搬家后才去的。因《星洲日报》同事7月21日在南天酒楼为关楚璞践行，故郁家应于1940年7月底8月初迁入。


但为何他会写24号“三楼”呢？


我重新审阅温氏文章原来刊登的早年《蕉风》月刊，发现他原来有两次写到此处，写法都不同，前文写“搬到中峇鲁律二十四号三楼”（刊1965年7月号《蕉风》153期第66页），后文则写他逃难前要“把廿四号一楼的家具和书籍”全送给友人邢省三（刊1965年8月号《蕉风》154期第69页），可见他对24号门牌印象很深，而他当年不可能常去，对一楼和三楼的记忆就不那么清楚了。


后来中国出版温氏的《郁达夫别传》时，或许编辑也发现了这个矛盾，书中就把后文的“一楼”二字删去，这一来反而影响了后来人们的研究。


如今拼图完成，拨开迷雾，答案终于浮现：


1.1939年初，郁达夫一家先入住22D三楼。


2.1940年夏，郁达夫一家搬到24号二楼，直到1942年2月日军兵临城下时离开为止。


3.两处住家，同样都在今天的大牌65号。


如是因缘巧合，多年谜团得解，如同雨散天青，云开见月，自然无限欢喜。


说来也巧，走访现场当日，见三楼郁氏故居门前，贴有红笺对联，一手隶书题写唐人诗句：“啼鸟云山静，花落溪水香”，笔意典雅，逸致不俗，不免令人臆想，现居者亦当为一位雅士。


郁郁文气，悠悠风流，啼鸟落花，一样春风，都是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