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柯灵的创作,他给我讲述以下的经历——他小学毕业,便在故乡绍兴农村小学教书,他利用晚上阅读并尝试写作,分别给上海的《儿童世界》及《少年杂志》投稿。稿件发出后石沉大海,柯灵也不敢奢想奇迹出现。


过了两三年后,柯灵偶然进城,在绍兴大街卖旧书的地摊上,发现了《儿童世界》,翻阅之下,赫然发现了他那篇题目叫《仁术》的文章刊登其上。柯灵说,当时他心情有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欢喜。这机缘,从此使他孜孜于文学创作。


柯灵15岁开始发表文章,曾写过儿童文学、叙事诗、杂文、随笔,后来改写话剧、电影剧本。1937年“八·一三”至同年11月12日,因当时的军队奉命全部撤离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遂成为“孤岛”,柯灵接编综合性杂志《万象》,成为上海沦陷后隐居上海的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影响颇大。


后来柯灵历任报刊主笔和副刊编辑,并从事电影编剧工作,他编剧的电影《不夜城》,曾三次受到大批判,轰动整个中国影坛。


在香港羈停一年


1981年笔者赴沪,曾拜访卧病上海华东医院的柯灵,提起1948年5月他曾在香港羈停一年,他侃侃而谈道……


“1948年春末起,我在香港生活了大约一年,到1949年春,才离开香港,经烟台到解放不久的北平。我到香港是为了政治避难,也为了工作。


“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迫停刊的当晚,深夜特务就到我的寓所抓人。但我早知道我上了黑名单,预料报纸一停刊,他们就会下手,我事先避开了,因此没有“落网”。


“我在上海东藏西躲地隐居了一年,才到香港参加《文汇报》复刊工作,同时到永华影业公司当编剧,在一年里写了两个电影剧本:《春城花落》和《海誓》。


“在香港的一年是很愉快的,主要是在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在上海‘孤岛’时期、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过的一直是极度紧张的生活,危险随时在等待我。到了香港,虽然它是殖民地,这种危险却解除了。而且,那是个特定的时代,我那时绝对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会来得那么快,那日子真是过得热烈而又轻快。革命胜利后还会有些什么困难,什么曲折?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更不用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了。我至今一闭眼就可以看见香港湛蓝的海水,我那时的心情,就像海水那样透明和动人。”


为文艺吃尽苦头


谈到他的文艺创作道路,他说:“促使我走上文坛道路的是对生活的爱和恨,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及追求。多年来,我用杂读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来解决精神上的饥渴。大体来说,年轻时读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较多,鲁迅的作品,对我思想上的启发教育最大;进入中年以后,却更热心于中国古典作品和翻译世界名著。我读的书很杂,杂读诸家,铢积寸累,集腋成裘,凡有一善足取的,我就学习,因此他们都可以算是我的老师。其中也有坏老师,他们是我新的反面教员。”


柯灵在少年时期爱上文艺,他却因文艺吃了不少苦头,其中他编的《不夜城》,在1958年和1965年曾两次受到批判,特别是1965年。柯灵回忆道:“《不夜城》影片拍成后,曾被打成大毒草,1958年及1965年,受过两次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第三次大批特批,我还被押到全市游斗。而且还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这大概是很好看的,但我作为这部片子的主角,却没有欣赏的幸运,因为我在那时是被剥夺一切正常权利的,何况还关在监狱里。那座牢房是历史遗产,从前法租界的殖民统治机器,到林彪、四人帮手里,就移用作镇压干部和群众的专政工具。”


彦火注:柯灵来信第一段提到的何为(1922年生),是福建知名散文作家,曾是福建作家协会副主席,后长居上海。


信的第二段谈到“你在香港这样环境里编文艺刊物”,笔者时任《海洋文艺》编辑。信中提到的《长相思》,是80年代我曾为柯灵编选一本的随笔文集。《长相思》收入香港三联书店《回忆与随想文丛》。信末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丛书”,是由香港三联书店与北京人民出版社合编,为笔者居中策划,分别出版香港繁体字版,大陆简体字版,丛书原名是《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柯灵卷》,于1990年出版。


(作者为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