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火（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溯自罗孚先生1982年被判“美国间谍案”起，30多年过去了，罗孚这起“间谍案”，扑朔迷离，竟成为当代中国的“罗生门”，迄今仍疑点重重。眼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终于经过多方调查，提供不少可供参考的珍贵材料，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从书中所提供的资料，隐约之中，似乎罗孚曾牵涉到中共内部官员的个人恩怨。
罗海雷在这本书有一段关键的话，值得一提：“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先避开1982他受‘诱骗’回京的事，把父亲早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的一些人和事搞清楚。2009年下半年，我每逢回港都和大哥海星一起讨论如何整合这本书。海星提到父亲应属中共在香港文化宣传战线的一员，他的直接领导该是香港新华社社长或这方面的副社长，上级领导则是北京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本来父亲参与统战工作主要是针对在香港的文化人，但问题出在70年代初期，由于父亲交游广阔，国家安全部之前身中央调查部点名让他参与工作。从这时期始，父亲有了二重领导，从此他长期高调地与台湾及美国政府有关系的人士来往，成为香港左派中除《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外最活跃的一个人，因而引起内部某些人的嫉妒、不满与怀疑，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而为难的是，父亲又不能到处解释他的‘不公开’任务。”
即使如此，局外人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评断。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孚的案件，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假如——钱钟书先生曾说过，世界最快乐的字眼是“假如”，经证实罗孚不是“美国间谍”，是否像当年“潘汉年间谍案”一样，也可以得到平反的机会？
潘汉年曾是中共的地下间谍，为中共提供了重大价值情报，1943年抗战期间，潘汉年奉命找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打探日军情报。潘汉年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其后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李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 这次会见，为潘汉年埋下祸端。
值得一提的是，李士群早年原为中共特工，被捕后投国民党，之后又追随汪精卫投日。
此事潘汉年于1955年曾向陈毅报告，陈毅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成为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潘汉年1955年被捕后，自此备受折磨、批斗，过着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21年后的1976年才正式被宣判无期徒刑。1977年含冤而逝。直到五年后的1982年，潘汉年才被平反。
值得安慰的是，究竟时代不同了，罗孚并没有像潘汉年当年所受到的苦难。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的案件之谜，还应由官方给予解开。
据罗海星提供给我刊于2014年5月号《明报月刊·明月》附册的罗孚家书，其中有一封是罗孚被判刑期间写的。1986年罗孚在写给夫人吴秀圣的信中，要求她向金庸及黄永玉求助。罗孚认为这两个是“有影响的人士”。换言之，罗孚希望金庸与黄永玉可以向中共高层说项，争取对他的“松动”。
兹择录其中原信的三段话如下：
“……至于争取松动，这一阵想到的只是查（彦火按：指金庸），昨晚忽然又想到，也许黄永玉也是适当人选。他认识的人中，可能还有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士。
“到今年7月，一是刑期已满三分之一——三年半了；二是剥夺权利已结束——三年过去了，这是时机，可以说此人现状良好，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宽大对待，减刑、释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他余年还可作些有益的事情。类似的话说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查或黄愿说话，当然都好，都愿说话，那就更好。话说在六七月前，让有关方面有时间考虑，较为适当。”
原信颇长，上述援引的第二段文字，提到“剥夺权利已结束——三年过去了”，大概指的是罗孚被判10年刑期，其中有“三年褫夺政治权利”已届满，此时再由金庸与黄永玉出面，他也许可以行动自由了。
罗海雷在对这封信作了注释，写道：“查黄二位是否答应，有关方面是否有所反应，由于没有找到其他相关信件，父母亲对此也没有任何印象，实在无从查证了。但对中共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从不放过叛徒的，如果父亲吃里扒外做了美国间谍，还想‘争取松动’，那未免太天真了。”
金庸与黄永玉是否曾为罗孚争取“松动”，罗孚家人都不得而知，当事人也三缄其口。
耀明兄：
蒙赠大著《枫杨与野草的歌》，正是这两天要找的书，偶然得之，快何为也！多谢、多谢！
“收集文集史料”中有一点错了，“我献出的是鲁迅给徐懋庸的最后一信，不是那副对联（全集十三卷365页，5月2日写）。”便中能在“小语”中更正最好，否则知者以为我在撒谎。关于“马伯乐”的事，实在不妥，不知哈尔滨后来有补救否？我的事是不能与刘以鬯先生相比的。
谈到葛浩文，不是他在《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我还不记得曾为迁葬萧红事写过诗、写过报道，因此而查出，对于个人倒是有点意义的。
匆匆，祝 近好！
孚上 11、4
彦火注：这封信没有署上年份，估计是1981年杪，在罗孚被捕之前写的。信中提到了拙著《枫杨与野草的歌》（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信中第二段的“收集文集史料”是怎么一回事，迨无印象，待查。从信中语句也可窥罗孚的谦和和对文字的严谨态度。
这封信的信封、信笺是《新晚报》专用的，罗孚是托人送到给我的，我当时在香港三联书店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