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名作家刘以鬯逝世 文学泰斗的南洋身影

刘以鬯一生创作长达80年，毕生与报业和文学结缘，身后留下数千万字作品。

1950年代，他在新马近10家报章做事，在蕉风椰雨的南洋烙下印记。

香港教父级小说家刘以鬯星期五（6月8日）下午2时25分，于香港铜锣湾东华东院逝世，享年99岁。

刘以鬯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原名刘同绎，毕生与报业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在2014年获香港岭南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大会的赞词写道，刘以鬯“自小学二年级8岁时便喜爱写作，并得到老师赏识推荐越级升至五年级。少年时爱走到上海租界流连，看到白俄女子受生活所逼当妓女，17岁（1936年）便以此创作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刘以鬯创作逾80年，留下数千万字作品。

刘以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白天为生活在报章连载小说，撰写“三毫子小说”娱乐大众；晚上写文学娱乐自己。他在六七十年代定居香港时，为生活与文学理想而成为“写作机器”，曾为13家报纸和不定期刊物写稿，一天至少写1万3000字。他最杰出，也最被赞颂的小说《酒徒》和《对倒》都在这个时期创作，属于“娱乐自己”的文学作品。他的短篇小说集《打错了》用新颖现代的形式，生动地刻画出香港市民众生相；《酒徒》被誉为第一部意识流华文小说；《对倒》则是热爱集邮的刘以鬯从两枚相连但上下颠倒的错体邮票获得灵感，以两条平行叙事线写出不相关的一男一女，全篇两人只在电影院相遇，互望一眼，散场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

香港导演王家卫以《对倒》和《酒徒》为灵感拍摄了《花样年华》和《2046》，并以刘以鬯作为梁朝伟戏里所饰演的报人作家周慕云的粗略蓝本。《花样年华》里引述小说《对倒》的三段文字，片末“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一段醒目文字让新一代观众与读者在2000年重新认识这位作家，也让20世纪全盛期的刘以鬯在21世纪成为一个既时尚又神秘的香港文学符号。《2046》里写黄色和武侠小说的“周慕云”却也让年轻读者误以为刘以鬯现实也是如此。笔者今年1月在香港与刘以鬯夫人罗佩云面谈时，她澄清事实并非如此。刘以鬯也曾在《苹果日报》一篇专访中表示王家卫“把刘以鬯正式变成电影人物，这个好大问题，因为他对我了解不是很深。”

刘以鬯早年到中年的报人与文人身份一直交错、重叠。他1941年毕业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后，首份工作便是担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他1942年春天去了重庆，二战期间身兼两份抗战大报《国民公报》和《扫荡报》的副刊编辑。1946年抗战胜利后，刘回到上海创办《和平日报》副刊，之后辞职成立“怀正文化社”，专心出版小说、戏剧、论文等纯文学作品，这时期应该是最接近他理想生活的日子。

1948年刘父去世后，刘以鬯独自南下香港。与当时流亡香港的作家一样，刘以鬯为了生活，放弃重新开设出版社的梦想，担任《香港时报》《星岛晚报》《快报》等多份报纸的副刊编辑。刘以鬯说：“为了免于沦为‘港瘪’，没有理由不放弃对文学的执着。”口头说是放弃，但刘的心从未背向文学，1951年任《星岛周报》执行编辑及《西点》杂志主编时，他又尝试让文学“寄生”于商业刊物，甚至大胆地在《星岛周报》刊登一万多字的《鲁迅先生的小说》论文，造成他与管理层理念不合，在报馆做得不愉快。这生活与理想的拉锯也将跟随他一辈子。

《益世报》计划在新加坡办报，社长刘益之招徕刘以鬯与钟文苓、刘问渠、赵世洵和张冰之等香港报人组成“五虎将”到新加坡发展。刘以鬯在香港报业不如意，又刚跟女明星李芳菲离婚，给了他下南洋闯一闯的动力。1952年，刘以鬯来新担任《益世报》副刊《别墅》和《语林》的主编。初到新加坡时，他居住丹戎巴葛柏城街20号的南洋客属总会，步行不到10分钟就能到安顺路的报馆。然而，筹备3年的《益世报》出版4个月又5天后就因为财务与发行困境而停刊。之后，在1952年至1957年的6年，刘以鬯在新马近10家报章——《新力报》《联邦日报》《中兴日报》小报王《锋报》《生活报》《铁报》《狮报》和《钢报》浮沉，事业比在香港还不如意。

1948年至1959年的10年是新加坡小报的黄金时代，共出现了四五十份小报，刘以鬯见证了小报的兴衰。多年后，刘以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透露：“那时小报的生存非常艰难。一家倒，另一家起；但不用多久，又做不下去了，有时连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他在2016年接受北京记者访问，回忆起从新加坡北上吉隆坡当《联邦日报》总编辑的遭遇，揭示体系的不健全，是小报的致命伤：“我一个人坐火车到吉隆坡，到了发现他们连校对都没有，编辑、划版、校对，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所有工作全由我一个人做。”

单看刘以鬯在新马报业的起落，他在南洋不安稳的6年似乎一片凄苦、黯淡。但从我研究刘以鬯与1950年代歌台要角的往来，却窥见花样年华的七彩瑰丽。身为报馆编辑，刘以鬯和快乐世界、新世界和大世界的歌台会有密切关系，跟当时的媒体与娱乐生态息息相关。歌台需要报纸，尤其是娱乐性质的小报宣传，小报也需要报道艺人的消息，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50年代新加坡歌台红艺人，有厦语片王后之称的庄雪芳第一次和刘以鬯见面是在安顺路《益世报》的办公室，而不是歌台。她告诉我，得知刘以鬯一班编辑来新创设《益世报》：“我们特地去跟他打个招呼。”庄雪芳记忆中的刘以鬯是个稳重严肃的文人。有了交情，刘以鬯以“逸人”的笔名，在1952年8月19日的《益世报》副刊上感性地写了篇《庄雪芳的个性》，赞美她虽活泼可爱，善解人意，但也个性坚强，“她懂得怎样哭，更懂得怎样发怒……才可能爬到她目前所获得的地位。”

作为报人，当然有特权，能看到普通观众看不到的后台风光，能与歌台红人、要人过从甚密，他虽是外人却被当作一份子，所以台前幕后都能来去自如。除了庄雪芳，当年新加坡知名歌台艺人，如潘秀琼、关新艺、白言、野蜂等都与刘以鬯相熟，刘太太透露：“白言和刘以鬯都很热衷集邮，两人很谈得来。”

我这半年研究刘以鬯的南洋事迹时，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之前都从未曝光，譬如他偶而会加入歌台的创作。到了新加坡半年后，他给香港旧东家《星岛周报》投了5首新诗，1952年8月7日以《峇厘风情及其他》题目见报。这组新诗由香港作家许定铭在2015年翻旧报时发掘出土。刘以鬯在诗末注解“初到星加坡，在歌坛听到一曲名叫《峇厘岛》的歌，曲极佳，但词频俗，经友人一再怂恿，按谱填词，成《峇厘风情》一首。”《峇厘风情》，其中一段销魂的歌词这么唱：“我紧紧搂住你的细腰，你疯狂地将我拥抱。莫非你看透我心境萧条，故意赠我一场热闹。”可惜刘以鬯的版本未得广传，目前传唱的仍是原版，以潘秀琼的版本最被人知晓。刘以鬯显然也很欣赏潘秀琼，1952年8月3日在《益世报》副刊为她写了一篇《优秀的女低音潘秀琼》。

当年歌台也请到不少重量级的香港艺人来新马巡演。刘以鬯一生的挚爱，罗佩云也是这走马灯上的一抹倩影。跳现代舞的她被冠为“香港之宝”，当年年仅18岁的她联同著名的时代曲歌星张露、崔萍、方静音等，与香港歌舞团三度来新马巡回演出。罗佩云第三趟来快乐世界表演时，两人都住在惹兰勿刹的金陵大酒店，“对倒”的两条路，终于在1956年交叉连成一线，成了白头偕老的夫妻。罗佩云在香港接受访问时透露：“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在1956年才认识的。其实我们早在1953年就相识，只是不相熟，到了第三次才真正深入地认识。他在报馆下班得很晚，我表演完后，午夜回到酒店在大堂遇到他会一起聊天、吃宵夜。”

两人恋爱不久后，刘以鬯因事业不顺遂，长年心力交瘁，每天抽两包烟抽出肺病。刘太说，幸好他的香港好友钟文苓等为他张罗医药费，每天请医生来酒店帮他打针。巡演结束后，罗佩云放弃演艺事业，留在酒店专心照顾刘以鬯长达10个月，像照顾小孩一样地帮他泡奶，补足营养。由于刘以鬯想念家乡菜，两人常去快乐世界附近的上海菜馆吃饭，罗佩云也会特地坐三轮车到牛车水一家专卖上海食品的杂货店给他买吃的。罗佩云对刘以鬯照顾得无微不至，很多认识他们的人都说，刘以鬯的命是她捡回来的——他的人生在新加坡跌到谷底，但他也在这里得到重生。一年后，罗佩云的居留证到期必须回港，刘以鬯处理完新加坡的事后，也爱相随，两人1957年在香港结婚，去年两人还在香港与一班文艺界友人庆祝60周年钻石婚庆。

刘太在访谈中也跟我透露了一个我在现有的资料从未读过的事：刘以鬯在马来亚时透过吉隆坡的报馆成功申请到新加坡的居留权，等于已是新马的永久居民。刘以鬯后来为什么没有定居新加坡？当然原因是他娶了香港女子罗佩云，也因为刘太拿不到新加坡的居留权，两人要在一起就只能回香港。刘太说：“刘以鬯拿旅游签证回香港，在香港报馆找到工作后，由我作担保人，才申请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倘若刘以鬯真的留在新马，会对新马华文文学有怎样的影响？没了刘以鬯的香港文坛，没了他的《酒徒》和《对倒》，香港文学又会有怎样的发展？这些假设，很值得深思玩味。

1957年，刘以鬯虽正式结束新马生活，然而，他和新加坡报业的故事未完。1959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长李微尘透过“五虎将”之一的钟文苓邀他写稿，刘以好莱坞男星Gregory Peck的中文译名“葛里哥”为笔名，在《南洋商报》上连载以南洋为背景的一期完小说，几乎每周一篇，最频密在一个月（1959年3月）内有8篇见报，产量惊人，大部分故事都采用奥亨利式的叙事模式，结局出人意表，达到娱乐读者的效果。60多篇小说连载完后，不知为何，刘以鬯在60年代与新加坡报章“失联”，但仍继续在香港书写南洋，推出中篇小说《蕉风椰雨》和《星加坡故事》。

相隔10年后，刘以鬯不再用笔名，而以本名在《南洋商报》上连载他“娱乐大众”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这一次，他与新加坡报章展开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开始是在《南洋商报》上独家连载，到了1983年《南》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后仍持续不断，加起来长达15年之久。

据我所挖掘的资料统计，他从1970年12月10日第一篇《啤工》一直到1985年3月25日的《加州的阳光》，15年从无间断，总共连载55篇，产量之多与密教人拍案叫绝。其中《时代曲》《树胶园》和《别让我等待再等待》的故事设在新加坡，显然是为新加坡读者量身定制，也是我这次研究首次发掘的出土小说。

2010年，在刘太细心地张罗和搜集下，刘以鬯大部分50年代在《南洋商报》上刊登的南洋短篇小说已结集为《热带风雨》，由香港获益出版业出版。故事活灵活现地重现新加坡那时的人、景、物，展现出那里多元文化的地方风貌，独特的南洋人情，因多元种族和文化所形成的南洋语境等。在这大部分已被现代读者遗忘的连载南洋小说中，我看到新加坡已消逝的时代和社会，透过刘以鬯的文字，与他在南洋的身影重叠、交织出那时30几岁的刘以鬯在南洋的花样年华。正如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所引述的《对倒》文字，刘以鬯书写南洋的“那个时代已过去”，但刘以鬯的南洋小说给了现代新加坡人一道任意门，透过它，我们能找回新加坡已消逝的光影。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级记者，今年初获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光前研究基金，透过图书馆收藏品研究刘以鬯的南洋事迹。

他将在6月20日下午4时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英语分享会“重拾刘以鬯南洋足迹”。报名请上网：bit.ly/2xSBjQ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