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初期建筑摄影展 建国一代 地标性建筑

有感于我国的受保留建筑，大多是独立前的建筑，建筑摄影师苏建隆通过摄影展，企图唤起人们关注建于建国初期，近年来不断消失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商业大楼、公共住屋与设施，不但承载人们的集体记忆，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

一栋接一栋的标志性建筑物在他的镜头下起起落落，本地建筑摄影师苏建隆（Darren Soh，42岁）当下的心情是急迫多于痛心。

珍珠苑集体出售、梧槽坊组屋拆迁的消息一出，他便急忙带着相机去记录了；珠光大厦已夷为平地，幸好他之前已把大厦里头后期以放映限制级情色片出名的长江戏院，用影像保存下来。他总是说：“现在不拍，以后就没得拍了。”因为发展商和政府拆除的速度之快，有时连他也措手不及。建于50年代，罗敏申路63号的Afro-Euro办公大楼，堪称珊顿道最古老的办公大楼之一，重建消息一出，苏建隆一直想去拍摄，但有天他抬头，发现大楼已不见了。

见证我国独立后国家发展的标志性现代主义建筑，也一眨眼就不见了。珍珠苑（Pearl Bank Apartments）已被凯德集团收购，完成集体出售；珍珠坊（People's Park Complex）和黄金坊（Golden Mile Complex）打铁趁热，也推出市场集体出售；周围的珍珠大厦（People's Park Centre）和黄金大厦（Golden Mile Tower）也岌岌可危，一场集体出售的热潮，很有可能让新加坡独立后的标志性建筑永远地从我们的建筑景观中消失。

在这非常时期，苏建隆加入了保留与发展的声浪，在Objectif摄影与电影中心举办“在它们完全消失之前——新加坡独立初期建筑”摄影展（Before It All Goes: Architecture From Singapore's Early Independence Years），透过92张照片展示9栋已经或即将消失的建筑——女皇镇皇宫戏院与保龄球场、波那维斯达泳池、勿洛泳池、梧槽坊组屋、珍珠苑、黄金坊、黄金大厦、珍珠坊、东陵福组屋区，以及48座建于六七十年代，其中6座已拆除的组屋外观。当下呼吁保留的声音仍局限于建筑界、学术界、本地文物遗产保留团体，苏建隆说：“希望这次展览能鼓励普罗大众也展开有关我国独立初期建筑的对话。你小时候熟悉的东西都开始消失了，你有何感想？”

这短促的“窗口期”或许正是新加坡决定我国独立初期建筑的命运的关键时刻。

来到建筑保留，新加坡仍停在独立前，苏建隆说：“新加坡有超过7000个受保留建筑，绝大部分都是老店屋和殖民时期的建筑，当中少过15个，如裕廊大会堂、新加坡大会堂，以及新加坡前初级法庭是建于建国初期。建于1965年后的建筑因为不是受保留建筑，收购的发展商没有义务修复和翻新它们，况且这些介于30到50年的建筑，若要将它们翻新到当代建筑的规格水平，耗费肯定高过拆除重建。

“然而像珍珠苑、珍珠坊和黄金坊这些建于70年代，象征我国建国初期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发展成为第一世界国际都会的建筑，大多是由本地第一代建筑师所设计，独一无二，如果就这样把它们拆除就再也找不回了。与其国庆日才在花车上以模型重现，不如把原物完整地保留下来，不是更有意义吗？”

集体出售操控了独立初期的私人房地产，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则改变国人成长的组屋区的面容。苏建隆说：“较年轻的国人欢迎SERS计划，因为他们将能得到一间崭新的组屋。譬如梧槽坊的居民将迁到加冷，这对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家来说，是连根拔起的迁徙。这是建国时期标志性建筑消失除外的另一种失落。居民社群的关系是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不能说搬走就搬走，居民失去的是一种在地和情感的归属感。”

然而事实证明，民众对保留课题发声，展开对话是有效的。达哥打弯（Dakota Crescent）经民众和政府对话，力争之下，成功保留6座组屋和游乐场，开了先河。苏建隆说：“之前政府说拆就拆，但达哥打弯的例子就说明了政府不是不能改变主意的。这是乐观的开端，民众若不展开对话，就没有保留的希望。”

苏建隆在大学修读社会学，毕业后当公务员似乎是唯一出路，他笑言不愿打政府工，所以当起自由摄影师。开始时什么都拍，2006年政府发展滨海湾，他接下拍摄滨海湾建设发展的照片，开拓了建筑摄影的专业，之后主要以为发展商拍摄建筑为生。

他工余拍摄面临消失的建筑始于拍摄小时候的旧家——联邦弄（Commonwealth Close）第82座组屋。该座组屋建于1963年，高踞小山坡，坐拥好望角，被福建人称为“十六楼”。隔壁81座更因常有达官贵人探访，如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让我国政府展现新加坡公共住屋的成果，而被冠为“贵宾楼”。苏建隆出世后便住在那里，直到1981年5岁时才与家人搬到别的组屋区，但他对这老区的情感却不曾改变。

过去12年，他凡买了新相机就会回去拍摄联邦弄，仿佛是对老家的屹立不倒感到确幸，又仿佛是想借助新科技，更高清的像素来为童年留下更清晰、更逼近现实的画面。身为摄影师，他唯有用这个媒介来保留我们的建筑。渐渐的，图形式的组屋写真成了他广为人知的风格。他说：“当时很少人拍摄组屋。现在有越来越多Instagram摄影师让组屋入镜。但好莱坞电影《疯狂富豪》里就看不到一座组屋。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公共住屋那么成功，为什么旅游局只用滨海湾金沙和莱佛士酒店来宣传新加坡？”

他透露最近有名泳手联络上他，请他去拍摄即将走入历史的花拉公园泳池。这地方见证了新加坡建国后的辉煌泳史：亚洲飞鱼洪秉祥就是在这里接受他父亲洪德美的训练，在1982年创下50米自由泳世界第一的传奇。洪秉祥的泳校目前也设于此，许多为新加坡争光的残奥泳手也都是在这里培训。

当政府宣布2020年将收回土地时，不少泳将发动签名请求政府保留泳池。苏建隆说：“我关注的不一定是高楼大厦。不管建筑大小，只要人们对它有着深厚的情感，我就会去拍摄。当人们对重要地标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时，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

即日至9月29日

星期二至六，中午12时至晚上7时∕星期日，中午12时至下午4时

Chapel Gallery, Objectifs, 155 Middle Road（入场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