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摄影师李培炀拍摄他的父母近10年，该系列作品“两个人”是一个持续记录式的摄影计划，慢慢拍出父母变老，一切事物也跟着变老的过程，说明父母是他和时间和一切关系的起点。
初院毕业，服完兵役之后，他毅然投身摄影，拒绝上大学，与主流社会背道而驰，父母给予广大的空间。
借助摄影，他向内挖掘，也因此给了父母另一个世界。
法国数学家博雷尔（Emile Borel，1871-1956）曾经提出一套概率理论“无限猴子定理”，他说，让一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随机打字，当时间达到无限，就几乎能够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完整作品。
香港小说家董启章（1967-）在近作《爱妻》里也讨论了这个概率理论，试图说明人在时间巨流之渺小，无法认识无穷隐含的可能性。
美国前卫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曾创作一部当今世上最长的作品“Organ2/ASLSP”，意思是“越慢越好”，2001年在德国哈伯斯塔特一座小教堂里开始演奏，全曲长639年，预计2640年结束。
作品一开始，是一个长达17个月的休止符，2003年2月才终于弹奏第一个音符，此后每次音符变换，都引来围观。
生命有限，人的经验自然也有限，要以有限看无限，的确是个大难题。
对摄影师来说，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时空的截面，你若用当下的眼光检视，很可能结果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无力的。可是，当时过境迁，再回头看看这些截面，意义很可能马上就凸显了。
在这个即时新闻的时代，事件的发生（happening），总是以最强烈最摄人眼球的方式展现，以至于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事物，都沦为“非事件”，其中就包括生活，包括家人与朋友。
如果用一辈子拍一个系列，你会拍摄什么？
本地摄影师李培炀（33岁）选择拍摄他的爸爸妈妈。
李培炀给系列取名为“两个人”，聚焦身体、物件与记忆，揭示私密家庭生活，作品获2011年ICON de Martell Cordon Bleu摄影奖，并在2013年新加坡双年展上赢得很高评价。
爸爸妈妈不过平凡人，不过这系列黑白照片，却有种神秘感，让观者想要更近一步了解。
可是对李培炀而言，以目前的时间点观之，任何人都还没有能力去解说这个系列。
那么，就只能暂时先直观地体验了。
李培炀的爸爸李泽胜（62岁）曾是德士师傅，去年退休；妈妈黄丽英（60岁）则是家庭主妇，曾打工，但“影响我煮饭就不做”，这样一位以家为中心的女性。李培炀还有两个妹妹，先后都在《海峡时报》当记者。
李家最近喜事连连，李培炀刚结婚，他的大妹就快生宝宝了，李泽胜和黄丽英就快升级当外公外婆。
采访当天造访他们位于武吉宝美路（Bukit Purmei）的组屋单位，一进门，李泽胜便热情地倒茶招待，黄丽英笑说，这是“德士佬”的习惯。
他们爱喝茶，常边喝茶边看电视边闲话家常。
我也加入他们的午后家庭茶聚，听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谈话间，感觉有点像是在为“两个人”系列写注解。
李泽胜与黄丽英1980年代初结婚，1984年他们搬入刚建好的武吉宝美路组屋，隔年长子李培炀出世。
一晃眼，三十几年过去了。
最初婆婆和两个叔叔也同住，很热闹，但李培炀说：“这屋子变化很大，以前塞满东西，可是小时候我却总是觉得屋子很大，现在人少了，反而觉得屋子很小。”
李培炀摄影，想留下身边的一切。
有一张照片，他用指甲，在妈妈手臂上压出密密麻麻的指甲痕，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如果这些印痕没有拍下来，很快就会不见。
他要捕捉事物消失前的样子。
有时他也会拍一些局部画面，最近他让妈妈给塑料袋吹气，拍摄连环画面，他想拍妈妈的气，但气需要容器。最后的成品，他觉得长得像心脏，而爸爸八个月前植入了心脏起搏器。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局部和画面，马上就有了特殊的联系，关乎至亲之人的生命。
拍摄父母近10年
在“两个人”系列里，爸爸妈妈相当“听话”，任由儿子摆拍，有时甚至要戴上千奇百怪的面具，扮鬼脸，带出两老调皮的性情（谈话间确实感受到两老的坦诚与热情）。
为了系列摄影，他们把客厅的一面墙漆成灰色，李培炀婚前在睡房都打地铺，所以也经常在房里拍摄。
2009年至今，拍摄将近10年，李培炀缓慢且持续性拍摄父母，两老成了他镜头下的最强模特儿。
李泽胜样子很严肃，说起话来相当直爽，对于儿子把爸妈当模特，他说：“拍我们很简单啊，三分钟就搞定，也不用特别化妆，很自然的感觉。我们也是希望，儿子拍摄我们之后，这些作品能让他有成就。何乐而不为？拍我们又省钱，而且随时可以补拍。”黄丽英马上补充：“有时我炒菜炒一半，就来拍。其实我们也很少看成品，好像全部是黑白的。我只是觉得拍照一定要穿衣服，而且脸不要臭。”
不过李培炀的作品里，爸爸经常打赤膊，两人也经常配合“摆臭脸”。
至于面具和道具，黄丽英说：“有道具更好，看不到脸，更容易拍。”
为什么要这样拍？
李培炀认为与个性有关。他说：“那时候，觉得大多数摄影师都倾向于拍外面的事物，借摄影探索外面的世界。我比较内向，我是活在自己小世界里的一个人。我觉得摄影不是让我去外面探索，而是挖掘内心。我想到的就是最亲的人，父母就是我和时间和一切关系的起点。”
也许是对组屋单位有感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家里拍摄。
“我只是想要拍他们两个人，一直到老，没有特别想说什么。我想要拍很普通的人，很普通的事。爸爸妈妈会老，事物也会慢慢变老，我希望能拍出一种味道，给人共鸣。这种很长的计划，不能聚焦于太微小的事物。我会慢慢拍。你不可能现在就知道，不过二三十年后再看一次，就会知道了。这一切都和时间有关。”
其实李泽胜也是艺术爱好者，曾学习水墨画，对黑白抽象摄影作品并不陌生，也很快接受儿子的创意。
不过他们很少分享这些作品，对爸爸妈妈而言，这些作品不像一般的家庭照可以供亲友欣赏。有时候还是会被亲友看见，李泽胜说，有一次某亲戚到牙医诊所看诊，翻看杂志，竟然看见他两公婆的照片，兴奋地问他们上杂志的事。
与主流背道而驰
李培炀高中自英华初级学院毕业，服完兵役之后，毅然投身摄影，拒绝上大学。
儿子不要上大学，爸爸妈妈心情总是复杂的，况且是长子，怎么说都要给两个妹妹做榜样，不少亲戚听说了都很生气，说：“又不是考不上，为什么不去？”
可是当时本地没有摄影学位，儿子又正值叛逆期，两老拗不过，李培炀就这样一股脑儿正式成为摄影师。
黄丽英只道儿子18岁开始接触摄影只是玩玩，直到那时候才知道儿子认真。
“还能怎么样，只要他不后悔就行。”
李培炀说，当兵的时候不慎受伤，服役期间都被安排比较轻松的工作，两年里他大量阅读摄影相关文章，上网寻找名家作品，努力钻研，才敢不上大学，抵抗新加坡大学文凭至上的社会潮流。
李泽胜笑说，没想到如今李显龙总理也都公开点名称赞球鞋设计师王卫国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成功人士。“老一辈，觉得你一定要一张文凭，现在不是了。不用paper smart，要的是street smart。”
不过李培炀认为，社会风气还未变，希望公共部门在聘请高管人员时也能破例聘请低学历者，这样才能让人信服。
说到这里，李培炀提高了声量。
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李泽胜与黄丽英只希望儿子能靠摄影养活自己，有时也要放下艺术家的姿态，多做一些商业性的工作。
李培炀当然也理解，对于创作与营生的工作，他分得很开。
2011年得了奖，奖金三万元，加上新加坡美术馆展出他的作品，酬劳可观，让年轻的李培炀误以为创作真能养活自己，也就比较少接商业案子。28岁的时候，李培炀却开始担心了，毕竟奖项要靠时运，不可能天天有奖拿。加上李培炀不追求全世界跑展览努力卖照片的生活，对于创作，他保持自己缓慢的步调，长时间经营，继续拍摄父母，不急于一时。
28岁的李培炀开始努力挣钱了。
结婚后，更是如此。
李培炀说：“我以前会一直想要成为很出名的创作者。我现在结婚了，好处是不会有这种期望，也就没有太多负担，比较脚踏实地。我可以先赚钱，至于创作，我可以很平淡地看待。当然，我还是很认真，纯粹想要做好一件事。或许说是比较看淡名利了。其实我太太希望我多创作，可是对我来说，创作应该是没有生活上的压力而出现的东西。”
没有想要做“艺术品”
其实让李培炀蜚声摄影圈的，是他2007至2009年间拍摄的“Shauna”系列。他当时易装为女性身份“Shauna”，出入柬埔寨暹粒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社群，以自身为对象，拍摄一系列作品，探触敏感题材。
一个人到柬埔寨做这样独树一格的摄影作品，爸爸妈妈是否担心？
李泽胜说：“那时候都21岁了，会照顾自己了。”
他们对儿子相当有信心。
“Shauna”系列那些醒目画面，话题性题材，很容易吸引观众和评论者目光，也让李培炀入围法国阿尔勒摄影节Prix Decouverte。不过现在李培炀想法不同了，甚至把这系列作品从网站上移除。那些煽情的画面与“两个人”系列的深沉缓慢形成强烈对比。李培炀觉得“Shauna”系列不应该由他来拍摄，由他来演绎，不够真实。
对于“艺术”，李培炀本身并不太在乎。
他说：“我不觉得自己做的是艺术，我没有想做‘艺术品’，我只想拍我想拍的照片。比如我喜欢拍系列性的，拍长久的作品，至于是不是艺术，我不会去想。别人说是就是，只要有人喜欢，有意义，就好。”
对爸爸妈妈来说，儿子的创作，就是艺术，如果要打分，黄丽英给儿子打了9分，她笑说，一定要留点进步空间。李泽胜不愿打分，他说：“最重要是有人欣赏就ok了。”
李培炀很感谢爸妈从未干涉他的决定。
李培炀说，爸妈的随和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只要他提出要求，爸妈都会答应，比如不上大学，比如摄影，要亲吻、拥抱，爸妈有点尴尬，仍然配合了。
这种随和不是漠不关心，只是比较被动，期盼着孩子主动来说明，主动提出要求。
李培炀认为爸妈的性格与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们都出身贫寒，他们的父亲都在他们年幼时过世。李培炀说，祖母一手带大几个孩子，早年就在克拉码头一带帮人家洗衣服挣钱，几个孩子就在街边长大。
“他们对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是养活自己不假手于人，第二是不要作奸犯科。”
经济条件不好，爸妈常为钱烦恼。李培炀从邻里小学升上英华中学，发现同学都坐房车上下学，只有他搭巴士，才渐渐有了贫富的概念。他还记得有次到同学家聚会，那是一栋大房子，同学的房间比李培炀的家还要大，房子还曾借给电视台拍戏，他才意识到自己穷。不过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更加勤奋，自动温习功课，两个妹妹的学业成绩也非常好，而爸妈从来不给他们压力，从来没逼他们成为医生或律师。
给爸妈创造另个世界
李培炀觉得妈妈是个特别感性的人，她喜欢阅读，也好学，她自学英文和烹饪，有一本手抄的食谱秘笈，后来也成为李培炀的摄影对象。
“有时候会想象，如果她成长在另外一个环境，她现在可能会是一个写作人。她很喜欢读书，也很自律。她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机会尝试其他事物，阅读给了她另一个世界。”
李培炀的摄影计划也给了爸妈另一个世界。
有时他会把房间变成迷你剧场，让爸妈饰演不同角色，拍一些比较戏剧性、黑色幽默的作品。
“我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有一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打破每天在家的无聊和琐碎，我用摄影来干扰日常的烦躁，但这不是虚幻，因为它真的‘发生’了。摄影就是这样，摄影不是画画，你必须站在那个东西面前拍摄，没有的话，就要把景造出来，它与生活连得很近。我要求爸妈抱在一起，做久了，就变成你的生活了。它是表演，也是真的东西。你的家就是小舞台。你没看过妈妈亲爸爸，但它就‘发生’了。”
其实“两个人”系列，就是李培炀和爸爸妈妈三个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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