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 新马报界前辈 冯列山博士

中国暨南大学邓绍根教授编辑《冯列山新闻文集》，收录这位新马华文报业先驱南来之前的文章和评论。新加坡旅华学者、《联合早报》前东京特派员卓南生为书撰写序文，追忆他与报业前辈冯列山的交往，讲述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人事变迁，也带出本地一段动荡的报业史。

也许是正因为我对新闻学情有独钟，我很早就知道《南洋商报》有一位老主笔冯列山先生（1907－1998）是新马唯一的新闻学博士，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同时是中国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更不知道他是暨南大学战后在上海复校时创建新闻系的系主任。

对于我们那个年代（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新马华校生来说，华文报（特别是发行量最大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家大报）的存在与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是我们最主要的精神粮食。

当时的东南亚，东西冷战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中国53家出版社（其中包括两家香港的出版社）的书籍全被英殖民当局禁止入口。为此，我们这些受华文教育的青少年除了仰赖港台的部分出版物之外，我们的许多知识、信息与文学、文化的滋养，都得从本地各华文报中摄取和获得补充。正因如此，各华文报从国际新闻、本地新闻、南洋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到形形色色的副刊都有其固定的广大读者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各华文报竞相以“（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喉舌”为标榜和号召，是有其一定的道理和时代的烙印。

正因为华文报在华人社会当中扮演着如此重大的角色，当时受华文教育的知识青年无不对两大报纸的主笔和名家十分关注和景仰。撰写《海滨寄简》（1－8）的南洋商报主笔连士升（1907－1973）、对晚辈写作者热心提携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编辑杏影（1912－1967，原名杨守默）和《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方修（1922－2010，原名吴之光，也是马华文学史权威），毫无疑问，是当时新马文艺青年崇拜的偶像。

至于关心时事的青年，无不是《星洲日报》主笔李星可（1914－1996）、郭史翼（1915－1994，也是《南洋文摘》主编）及其国际问题特约专栏作者仝道章（笔名同一，1920－1995）等的忠实读者。此外，《星洲日报》通讯版常刊载的寄自巴黎的流萤（另一笔名为柳门）时评，发自伦敦的达人通讯稿及《南洋商报》“综合版”邮自美国的梁厚甫（1908－1999）之国际观察，也都备受各方关注。

相对而言，冯列山先生为《南洋商报》所写的社评和“星期日论文”，也许是因为写得比较含蓄和平稳，似乎并未引起当年热血沸腾、投身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运动的青年读者的特别关注。

不过，据不少曾经在《南洋商报》上过冯列山新闻培训班的记者后来的追述，此刻的冯先生除了撰写社论之外，他在报馆另一重要任务是主持新闻工作者训练班。这些课程的内容从新闻学的理论、伦理到实践，对于当年有志献身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来说，无疑是及时雨。不少前学员对此津津乐道，他们后来都成为《南洋商报》乃至华文报合并后的《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的中坚分子。

我认识冯先生是在我留学日本之后，尽管之前在新加坡，早已熟读其大作《新闻讲话》（南洋商报丛书第十七种，1951年）。在那中文书荒的年代里，我虽然经常和同学们逛书店街，但在我书柜里的新闻学书籍，除了冯先生的《新闻讲话》和谢六逸的《实用新闻学》之外，就只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香港太平书店，1964年）和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台北学生书店，1967年）。因此，《新闻讲话》可以说是我接触新闻学最早的启蒙书之一。

1966年，笔者赴日成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新闻学科的二年级插班生。为了学以致用，从第二年开始，我便不断为新加坡的两家中文大报投稿，反映日本的动向。《星洲日报》多刊于“通讯版”，偶尔也刊于星期天附送的《星洲周刊》的“天下事”版；《南洋商报》则登于“综合版”。尽管我寄给《星洲日报》的稿件远远多过投递给《南洋商报》，但后者为了表示重视，还为我冠上“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的名堂。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当时内心是十分喜悦的。

有一年回国度假，我这个谁也不认识的“驻日本特约记者”带着稿费单想顺道到《南洋商报》领取稿酬时，却遇到了一个小难题。原来商报有一个规定：“所有稿费，都得在三个月内领取，逾期作废。”为此，我向会计部门解释我身在海外，也没注意到有此规定，但不得要领。这时恰好有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经过，问明缘由之后，便带我到一个角落坐下聊谈。他——便是鼎鼎大名的《南洋商报》主笔冯列山博士。

在获知我在日本东京攻读新闻学时，冯博士显得特别高兴和有亲近感。他详问我及内人蔡史君的研究方向，并问我手头上是否有早已绝版的1951年版的《南洋年鉴》，他有多一本想要送给我们并约我们第二天到他家做客，然后一起游车河。冯先生同时向我表示：“以后稿件你就寄给我好了，稿酬我代你领取和保管。因为目前报馆的制度不完善，外地作者的稿酬正好处在三不管地带。”

第二天，我们如约到冯府拜会冯先生及其夫人葛青凡（笔名为芝青，是历史小说家，著有《武则天》《中国行》《日本行》等作品）。葛老师是颇受学生敬爱的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的讲师，战前曾到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因此和我们有不少共同话题。

在冯宅聊了一阵之后，冯先生建议开车到新加坡北部的三巴旺海边散步，然后回程在三巴旺九英里一家以“酿豆腐”闻名的客家餐馆用餐。葛老师还补充说道：“冯先生特别喜欢开快车。”于是乎，我们四人便有说有笑，按照原定计划抵达海边和用餐，度过了充实的半天。冯先生和葛老师都十分健谈。冯先生和我们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报坛掌故和新闻理念与实践的诸多矛盾及如何应对的难题。葛老师则向我们介绍了教育界的乱象及新马华文教育界的前途和隐忧。从两老的谈话中，不难看到他们对我们新一代的知识青年的关怀，并寄以极大的期待。

如此这般坦率对话与交流的“半日游”，后来几乎成了我们每次回星洲探访两老时的固定行程和公式。印象里，当时年纪已过60的冯先生已做好退休的准备。

1971年5月初，从报上获悉冯列山先生被委任为《南洋商报》代总编辑兼编辑委员会主席和主笔。

行将退休的冯先生为何突然受委以重任呢？

原来在1971年5月2日，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即不需公开审判和法定程序即可下逮捕令的紧急法令）逮捕了时任《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1971年2月1日被《南洋商报》社长以重金从《星洲日报》挖角到商报）和公共关系经理郭隆生。这是新加坡政府对当地华英文报章涉嫌“黑色活动”（据官方最早发表的文告，指的是“由外国组织，通过内在工作人员，在当地制造破坏和麻烦的事件。”）所采取的“黑色行动”（Black Operation）的一部分。《南洋商报》的罪名是：“大事渲染亲中共的新闻，并且在华文和华人文化问题上发动种族主义的情绪。这种作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势将引起种族主义的爆发。”

针对官方的指责，《南洋商报》社长李有成全面否认。以下是新加坡文化部在1971年5月25日发表的文告，以及李有成社长在同年5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两者皆刊于《南洋商报》1971年5月26日）

文化部文告照录

【新加坡廿五日讯】文化部今日发表文告如下：

南洋商报社长李有成先生在五月廿四日的报纸所发表的声明中说：“南洋商报的政策绝不是炫耀共产制度，我们否认这点。”

但是，该报的总编辑三苏丁仝道章受该报社长李有成先生的训令，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所签发的下列指示，却有不同的交代。

该指示全文如下（附上原文影印本）：

通知

奉 社长谕，自即日起所有有关中国新闻，不论长短，事无巨细，除造谣诽谤者外，全文照译，刊载第一面要闻版，如要闻版版位不够时，可移刊其他版位，敬希注意，为荷。

此致要闻组林品先生

总编辑：仝道章启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副本：呈社长

本报社长声明

本人兹重申南洋商报的政策绝不是炫耀共产制度。事缘四月一日，当第卅一届国际乒乓团体锦标赛正告结束时，报上刊载中国邀英国、加拿大等乒乓队于世界杯赛过后访问北京。

当时一般读者正热心关注此项世界性乒乓外交动态，我们以新闻事业所应具备的处理应时要闻的方式，必须使有关编辑注意，所以特命总编辑发出书面指示，仝道章先生遵命签发此项工作指示文件，乃公开负起其职分上之责任。足以表明其没有个人成见。此中毫无任何阴谋，可想而知。

我们认为在这期间多刊中国新闻乃应读者热心关注此世界性动态之需求，纯属一种临时处理新闻方法，并非炫耀共产制度。

李有成

从两者的“文告”和“声明”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对《南洋商报》处理中国新闻（包括中国的乒乓外交）的手法和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官方文告认为，《南洋商报》刻意渲染中国新闻，旨在“炫耀共产制度”；社长声明则强调“在这期间多刊中国新闻乃应读者热心关注此世界性动态之需求，纯属一种临时处理新闻方法。”

在这非常时刻临危受命出任代总编辑兼编辑委员会主席及主笔的新闻学博士冯列山，又是如何应对这场新马战后以来最大的报业风波呢？

从当时《南洋商报》的版面来看，该报的基本立场是：

（一）强调官方所说的“黑色活动”与《南洋商报》无关。

（二）要求当局早日释放该报四名高级职员。

（三）希望通过协商与对话的途径，化解当局对该报的“误解”，从而早日平息报业风波。

（四）阐述该报的新闻观，特别是对有关报纸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这些呼吁与基本态度，除了体现在该报社长的声明之外，也反映在该报如下一系列的社论（《南洋商报》使用的正式名称是“社评”）之中。

1971年5月16日《“黑色活动”与本报无涉——本报被捕职员应即释放》

1971年5月17日《新闻从业员的责任感》

1971年5月19日《本月中当地报业的风波》

（文末有如下“附告”：“本报四名高级职员被逮捕扣留，迄今已过了十七天，一点消息都没有。被逮捕者的家属忧心如捣，本报同人的工作情绪也深受影响。为此，我们盼望政府能立即将他们释放，以安众心，而释群疑。”）

1971年5月20日《设法平息报业风波》（文末列有如上的“附告”）

1971年5月21日《本报呼吁释放被捕的四职员》（文末列有如上的“附告”）

1971年5月22日《我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考验》（文末列有如上的“附告”）

1971年5月23日社评栏开天窗

1971年5月24日《维护报业应有的权利》

1971年5月25日《政府对本报缺乏深透的认识》

1971年5月26日《从“黑色活动”说到报业危机》

1971年5月27日《以真知灼见澄清一切》

1971年5月28日《报纸与政治》

1971年5月29日《我国报业前途蠡测》

1971年6月9日《国际报业协会与新闻自由》

上述的社评，当然并不完全是出自冯博士个人的智慧和主张，其中既有李有成社长的指示，也有来自编辑委员会和主笔们共同讨论的结晶。但从不少畅论新闻的本质、政治与民意、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乃至言论自由与民主社会诸多关系等行文来看，其中倒有不少是新闻学科班出身者最关心的话题与逻辑。加之冯先生是这“危机管理体制”的一把手，他的新闻论与新闻观肯定也会反映在这特殊时期《南洋商报》的言论上。结合这时期《南洋商报》的言论，再细读冯先生早年的新闻观及其《新闻讲话》，也许可以多少考察到他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些基本思路。顺便一提的是，社论开天窗，在新马报业史上（至少是战后时期），这还是第一遭。

1972年5月1日，冯博士卸任退休，结束了为期一年，被认为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的非常时期代总编辑的日子。》文转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