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平衡论”的“新闻讲话”

》文接p11

1973年夏天，笔者应《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先生和总编辑黄思先生（1911－1982）的邀请加盟《星洲日报》。

抵新后不久，我和内人便造访冯老先生夫妇。按照固有的行程和路线，冯先生开快车载我们到三巴旺海边散步，照旧在客家餐馆用餐。冯先生和葛老师依然是那么健谈，只是语气显得较为低沉和谨慎。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未明说。临别时，老先生对我这个刚从国外回来、三十刚刚出头、满载“新闻梦”的新科评论员，似有所指地给我留下如是的忠告：

“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工作者，既不能和政治走得太近，也不能离开得太远。太近了我们难以下笔，太远了又失去了解新闻发展的嗅觉和管道。”

换句话说，“新闻平衡论”是冯博士对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大观察与心得；或者说，这是他最想对我说的“新闻讲话”。

记得那年到报馆报到，一走进位于罗敏申路（有舰队街fleet street，即报纸一条街之称）三楼的《星洲日报》编辑室，黄总编辑便带我到他座位后的一张桌子，说道：“以后你就在这儿办公。”

打开抽屉，空空如也，只有一本老主笔李星可先生两三年前离开《星洲日报》，跳槽到《南洋商报》之前与各方笔战的剪报集。可以想象，当年锋芒毕露、舌战群雄的李主笔的不少评论，正是发自我此刻坐着的墙角。

第二天，黄总编辑和黄溢华总经理约我到办公室细谈工作的具体内容。黄总编辑开门见山，表示报馆邀我回国，就是要我逐步取代主笔郭史翼先生的工作。他说道：“《大公报》出身的郭先生是李星可转到《南洋商报》后到《星洲日报》当主笔的。但因为他申请的新加坡公民权一直未获当局批准，因此我们只能安排他撰写国际问题的社论。你刚从国外回来，也许不太熟悉此地的空气，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担郭先生的国际问题社论，并撰写每周的国际政治热点专栏‘新闻眼’（3000字，后改为撰写6000字的‘天下事’版）。”

他还补充道：“为了减轻政治风险，你虽负起全职的主笔工作，但对外称为‘社论委员’为宜，至于所有政治责任则由我来承担。”

除此之外，曾在我陪同下考察《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上任不久、干劲十足，准备有一番大作为的黄溢华总经理则为我量身定制，给我加上一个名堂， 委任我为无兵之将的“研究部主任”（后易名为负责策划、研究和培训的“执行编辑”），直接归他管理。

撰写社论、负责“策划、研究”与报馆内部的记者培训，这些工作其实与冯先生晚年在报馆的工作性质颇为近似。

为此，每当我们拜访冯先生夫妇时，我总爱从他那儿寻求相关的经验、智慧与灵感。实际上，我在报馆期间也曾为新记者和“星洲少年”的通讯员举办过短期的培训课程，但不成气候。

也许，当时我最想问冯博士的一个问题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要怎样才能做到既跟政治接近，又跟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境地？”但这一句话，我始终问不出口。

1983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见了不少原本隶属《南洋商报》的编辑部人员（其中也有冯先生的前学员），从他（她）们那里听来了不少有关冯先生在商报时期的故事和轶闻。一位和我们同属社论组的同事最喜欢提起的一件事是：“冯先生撰写社论当天一定系好领带，神情严肃。”此事我虽未曾确认，但冯先生在撰写社评时十分认真和慎重，是不难想象的。从他撰写的诸多评论中，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1987年，我奉命到东京创设《联合早报》驻外首个特派员的办事处，负责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报道与评论工作。1989年，我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转入学界。在这之后我返回星洲的次数较少，时间也较短，因此也未拜访冯先生和葛老师。

记得是在90年代的某一个夏天，我有事回国，在途经冯宅之前便拨电话给冯先生表示要去探访他。冯先生非常高兴，但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葛老师已经因病走了。此刻，有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女佣在照顾他。

一进冯先生迁移至郊区的屋子，就可以感受到文人独有的书香气息。他带我从前厅到后厅观览挂在墙上诸多旧交的亲手笔迹，其中包括丰子恺的短信等。他和我聊谈了不少报纸和政治的话题，也关心我在日本学界的工作情况。他原本坚持要留我在他家共进午餐，但我因为有约，只好告辞。没想到这一告辞，就是永别。

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

工作者，

既不能和政治

走得太近，也不能

离开得太远。

太近了我们难以下笔，

太远了又失去

了解新闻发展的

嗅觉和管道。

——冯列山

“南来报人”远去“南大报人”淡出报坛

冯先生是在1998年8月12日逝世的，享年91岁。

我是在他逝世一段时间后才获悉此噩耗。原来在他病逝之后，报上曾出现有关他安息后遗留下来的藏书如何安置的问题。根据报道，冯博士与葛老师的丰富藏书在新加坡无法觅得适当的去处，最终只得送到邻国马来西亚新山的南方学院（现已升格为南方学院大学）落户。

几年前，我曾到南方学院访问，想翻阅冯列山夫妇的藏书，但当时据说尚未整理好，不便供外阅览。冯列山·葛青凡藏书的专柜，此刻想必已陈列于该校图书馆。

回顾与冯先生的上述交谊，无非是想让读者对一代报人在南洋办报的生涯有些微的认识。从我们东南亚的角度来看，冯列山先生，正如其他和他同年代的新马名报人，如连士升、李星可、仝道章、郭史翼、黄思、杨守默和吴之光先生等一样，都是从中国南下的“南来文化人”或“南来报人”。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接受“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也都曾经历过从中国人（华侨）转为华人，身份自我认同转变的过程。他们都堪称为新马华文报业的先驱。

至于像笔者同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而其中不少都曾经在风风雨雨的南洋大学（1953－1980）受过教育。

可以这么说，从“南来报人”到“南大人”接棒，是这几十年来新马华文报坛基本成员转换的一个缩影。

现在，不仅“南来报人”已离我们远去，就是“南大报人”也将逐步淡出报坛，走进历史。值此时刻，出版报业先驱者的文集，不乏其重大的意义。

收集在本文集的，主要是冯列山先生南下之前的文章和评论。如果编者能在这基础上，扩大范围，进一步搜集冯先生到新马后的新闻活动记录及其文集，并从中探讨和研究冯先生战前与战后、南下前与南下后（对我们来说是“南来前”与“南来后”）新闻观与新闻实践的变与不变，对关心新闻学的年轻读者（不论是中国读者还是东南亚读者）来说，相信都会有其借鉴之处。

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写了一篇不像序文的序。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暨南大学邓绍根教授编辑的《冯列山新闻文集》（2015年1月）撰写的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