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火（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秦牧原名林觉夫，1919年出生。至于他的诞生地早年坊间资料多有笔误，过去很多书本都说秦牧诞生于新加坡，其实，这只是讹传而已。秦牧诞生于香港，3岁时随父母亲迁居新加坡，直到1932年底。
对于秦牧的身世，过去也是传说纷纭，直到晚年，秦牧自己有较详细的介绍，他说：“我的父亲起初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后来飘洋过海，成为资方代理人，是一家米行经理。业务的关系，他足迹遍及泰国、新加坡、马来亚半岛、爪哇等地。在他比较有钱的时候，先后娶了三个妻妾，我的生母排第二，是婢女出身，我的三母亲也是婢女出身。生母在我刚懂事的时候就逝世了，由三母亲把我们养育成长。生母和三母亲的悲惨身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使我从小比较同情贫苦者的遭遇，这种思想感情影响到我选择以后的生活道路。”
秦牧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新加坡学校读书。他自小喜欢阅读文学书籍，也喜欢动物，因为当时新加坡已经是国际城市，经常有马戏团前来表演，他几乎每次都跑去看。他还经常与六个兄弟姐妹趁放假的时候，去马来亚一个叫“土乃”（译音）的大果园度假，他爱上那里的热带果子，如榴梿、山竹等，还有在森林窜跃的野猪，树上栖息的果蝠、松鼠。因此他幼小心灵里早就孕育了对大自然深厚的感情。
这些对原野动植物特殊的感情，我们在秦牧后期的散文中可以窥得端倪。
秦牧幼时爱读书，正如他所说：“由于找到什么书都读，在月光下路灯下也读，小学四年级开始戴眼镜。”正由于从小涉猎的书籍十分广泛，所以他具备丰富的知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幼小的秦牧也受到震动，他跟学校的其他少年学生，臂缠写着“毋忘国耻”“收复失地”的黑纱。这时，他的家庭也突遭巨变，他父亲当经理的米行倒闭，一家渐陷困境，最后他父亲终于苦撑下，摒挡回国。
回国前夕，他母亲逝世，由于长年失去母爱，他成为一个有独立个性和丰富感情的人。
回国后，他曾在故乡澄海、汕头和香港等地就学，这时他家里的经济靠在南洋的叔叔、哥哥接济，和乡间的几亩地、一家鱼行股份微薄的收入维持。在香港的时期是1937年春，当时秦牧还未完成中学。
开始写作补贴生活
秦牧开始写作，是1938年。刚满20岁的他，开始在广州报刊发表文章，署名林觉夫，赚稿费帮补自己的生活，1939年到达韶关后，秦牧更勤于写作。
在学校的几年中，正值国难当前，年青的秦牧，感到一种难抑的愤慨，他爱上邹韬奋编的杂志，也接触到鲁迅、巴金、茅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文学和哲学等作品，在秦牧的心间播下种子，并且萌芽。
抗战爆发，秦牧再不能呆在课室了，他通过一位教师的介绍，于1938年春，赴广州参加抗战宣传工作，当时日机轰炸广州，秦牧便辗转在粤桂之间，他曾在韶关、桂林、重庆工作过。其间当过演员、编辑、战地工作队员、科员、教师等职务。
1940年，他任战地记者，先是被派驻在广东中山一带，后因战事一度到港，又再返内地。
从1941年起的数年间，他在桂林的立达、中山中学教书，休业的时候，就靠写作为生。
1943年至1944年间，他开始向当时桂林的《大公晚报》《力报》副刊投稿，以写杂文为生，秦牧这笔名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用的。
在桂林，秦牧邂逅了当时《广西日报》名记者吴紫风，并与之结婚。1944年秦牧随着湘桂大撤退，辗转到了贵州、四川，到了重庆后，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经是民盟的机关刊物《再生》编委之一，并为《新华日报》撰稿，以后秦牧又当了中国劳动协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的编辑。
1946年春，秦牧随“劳协”到了上海，同年秋天，因“劳协”受到当政者的迫害，迁移香港，秦牧也跟随南下，在香港过了三年职业写稿的生活。
秦牧在这期间，担任过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等工作。
秦牧在广东30年，最大功绩之一是把《羊城晚报》搞得有声有色。他曾慨叹当时报刊上散文品种稀少，缺乏知识小品、旅游杂记等风趣生动的文章，所以在《羊城晚报》用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使《羊城晚报》的销路直线上升，然而，文革期间，秦牧也因《羊城晚报》被批判，并被称为“广东的邓拓”，遭受到无情打击，被审查了四年半，在印刷厂当杂工，下乡从事各种艰辛劳动。
我第一次见到秦牧，是1978年在北京，秦牧已年逾花甲，只见他精神抖擞，身材高大硕壮，肤色黝黑而健康，谈笑风生。
他向我表示，由1978年开始，他上调北京，与林默涵等人从事《鲁迅全集》的重新注释、校订工作，配合鲁迅诞生100周年时出版。
1980年11月，我在香港接待他。他对香港印象最深刻的是治安，他说，受到内地宣传的影响，以为香港治安很糟糕，白天固然重门深锁，夜晚出街也是步步为营。他踏足香港后，觉得香港治安比广州好，他晚上出街，自由自在，从未惹过麻烦。这是他过去遭到内地片面宣传的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