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火（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彦火注：这是1992年夏公写给我的邮柬。信虽短，但从中可以看到夏公平常要应付如税务等杂项工作，仍念念不忘地要为我主编的《明报月刊》的“十方谈”专栏写稿，并表示“至少一年可写几篇”，令人动容。
夏志清逝世及去世之前的状况，海内外华人传媒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倒是夏夫人王洞女士应《明报月刊》之邀，写了一封短笺（刊《明报月刊》2014年3月号，页35），有较详细的交代，可以说是最准确和可信的。
王洞女士写道：“因志清腹部肿胀，我去年12月15日把他送去Presbyterian Hospital，18日医生告诉我他的心脏病已到末期，做检查，治疗，只有让他痛苦，说他还可以活六个星期，叫我把他送到安老院。20日就转去106街的Jewish Home。离我家七条街，我每天都伺候他吃午餐晚饭，他去了安老院九天就走了，算是对我的体恤。因他去世以后，常常下雪，温度在华氏25度左右（摄氏零下3度左右），加上风吹，感觉上是十几度，我这样每天去看他两次的话，一定会因受寒而感冒，并且想到他将不久人世，心中一定很悲痛。根据气象报告，下星期三有40几度，不久这里的木兰花也会开了。”
根据王洞女士的短笺，夏公是2013年12月15日因腹部肿胀，被送医院检查，诊断出他的心脏病已届末期，只能维持六个星期的生命。
夏夫人应夏公的要求，入住安老院，他在安老院羁留九天，便与世长辞了。
正如夏夫人写道，夏公走后，也送走了寒冷，木兰花才绽放。夏公去得悄然，但他的音容宛在，令人缅念。
都说夏公是口不择言的人，可是他的实际生活却是幡然一个人──活得很真。
1998年杪，他应我的约稿为《明报月刊》写了一段《人生小语》（刊于1998年11月号），这是他晚年作为退休学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一个已退休的学人，有了青光眼，看书很吃力，有了心脏病，写文章时血压必然上升，相当可怕──他该怎么办？
我自己还算幸运，本行中西文学以外，早对欧美电影发生了兴趣。时下音响太强的影片，不宜看，也不想看。纽约住了36年，无声名片，60年代以前的有声影片，看过的真不知有多少，有病以来当然还是照旧看下去。月前看了1933年的老《金刚》（King Kong），上星期六在现代艺术馆看了德国大导演莫纳（F.W.Murnau）1924年的名片《最后一笑》（The Last Laugh）。
不便听音乐后，当然艺术馆也去得更勤。前星期六在Whitney艺术馆看了美国抽象大师罗斯克（Mark Rothko）的终生作品选展。
不管年龄多大，只要真有精神去欣赏一种艺术，而且多少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人生的乐趣还是无穷尽的。
夏公于1998年（76岁）患了青光眼，阅读有困难，加上长年患上心脏病，身体状态可以说是“很糟糕”──套他话说是“相当可怕”，是属于衰老期的症候，但是，生性乐天的他，却不以为忤。他寻常仍爱看电影，逛艺术馆，其实即使他在上述短文说到每当“写文章时血压必然上升”，他也未因此而放下笔杆。
这以后，除了上述的《人生小语》，他还为《明报月刊》写了或演讲整理了四篇具学术价值的文章，包括：《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及遗稿》（1999年2月号）、《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2000年1月号）、《学一辈子英文的最大报酬》（2000年7月号）、《我与张爱玲》（夏志清主讲，林贺超、黄静整理，2000年12月号）。
夏公在《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及遗稿》一文，对钱钟书自称遗落的未完成的长篇《百合心》，做了大胆假设，作了以下的评述：
《百合心》原稿一共几万字，他是否迁京前即给扔掉？只有杨绛才知道答案。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之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钱要我，也要世人知道，当年他有自信写出一部比《围城》更为精彩的小说，却又不便明说为什么没把它写下去。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部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
我倒不大苟同夏公这一假设，因为1981年4月6日钱钟书先生接受我的访问时，对《百合心》已作了清楚的交代：
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二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指“文革”）给查到，肯定会遭殃！
钱钟书在以上答问中，已清楚说明，遗落的原稿只有二万字。他事后庆幸遗落了，否则写成后，文革时要遭殃的。所以夏公的“不便明说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去”的说法，并不成立。
夏公虽是大学者，也不免有大胆假设、缺乏小心求证的通病。不管怎样，倒是患上心脏病、眼疾的夏公，仍然孜孜不倦地做文学研究工作，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