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观望者

在灼灼的太阳下,好像谁也弄不清哪个是飞驰向前的坚定的乘客,哪个是倚着锄头,望着麦苗,盘算着晚餐吃什么的种田人,哪个是我们自己,看着自己走远,将一切此刻都以未来计量称重,分配意义。

《铁器时代》里的卡伦太太也许就是在这样的黑夜中喃喃自语:“人类:唯一一个部分存在于未知的生物,存在于未来,像打在他前方的影子,永远不停地想要去追上那个移动的影子……但是我,我必须是更小的,更盲目的,离土地更近的生物。”

我问自己,这一刻是什么。

晚上8时23分。我扣着卫衣的帽子,头枕在车窗颜色晕开的,黯淡安静的街道上。外面的一切都离我很近很近,也许出声呼喊,屋里的人就会听到我。

这里的楼房很矮,一个临近主市区的小村庄。最热闹的中心街道上只是有些置办日用品的商店,到了晚上,只有稀落的昏黄的路灯还睁着眼睛,或是半眯着,像从墙角漫步而出的灰猫。一家看不清楚名字的杂货铺,仍挂着被批影响市容的塑料布牌匾,风过时有毛边扑打着灰尘的沙沙声响。有一辆脚踏车倚在虚掩着的门边,磨开线了的皮制车座上落满了屋里淡淡的漂白的灯光。今天的夜也很淡,平凡的黑色的味道。

一切都从我眼前掠过,一场默片的电影。油漆剥落的矮墙后,我看见杂货铺里的人,一个伏在柜台后的中年男人,左手边一个会发出干脆而机械女声的老式计算器,右手里一支也许用了很久的中性笔,在潦草打出格子的账本上勾勾画画。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缩在他身后的木板凳上,以同样的姿势勾画着锐角、钝角的角度或划做着二元一次方程,漆黑明亮的眼睛却总偷偷瞟向男人身旁的电视机。有动静,小孩一惊,却是一个值夜班的工人走进来。一包泡面、一卷纸巾、一瓶可乐,收银台的抽屉咔哒响了两声,他们寒暄几句,门便又开而掩上,一阵轻飘飘的风,一阵包裹着残留的汽车尾气和杂草的街道的味道,夜更深的味道。

这一切都是这一刻。这一刻是什么?我爸和我妈坐在车前座里,像所有夫妻一样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你一句我一句地小小争执,我能看见我妈大眼睛翻白眼却装不出来凶的样子,和我爸无奈的笑,他们被广播声盖住的浅浅呼吸。

连这一刻都是。这一刻在窗外,在我面前,触手可及,却在当下,只存在于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呼吸里,像一列生命的火车从我面前疾驰而过,我连它喷薄出的蒸汽都抓不到,只有一掌冷雾,和铁轨一丝发抖的声音。

我们下意识地想:这车要去哪里?

每一辆车都有目的地。我想起学习物理中的“相对速度”时,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

坐在火车上的人能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他明明没有动啊,他也许在座位上翻翻报纸,打瞌睡,最多走去洗手间,怎么会那么快?标准答案说,如果一个麦田里的农民抬头看到这个乘客,那么,相对于大地里金黄的麦子,他便是疾驰的。

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其实每个人的速度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相对速度都是零,像两辆,三辆,无数辆并驾齐驱的火车。麦田里的农民也在自己的车上,朝未来的目的地开去,只不过他们不在一个时空里罢了。“未来站”。未来站,谁不想去到这样一个仿佛童话寓言一样的地方呢?未来人,塞利格曼说,我们是憧憬未来的人类。

可就像很难理解相对速度一样,我也很难理解我们如何可以总是在乘车去到什么地方,目的地又变成新的起始地,起始地很快被飞驰的车轮压入回忆,周而复始,总是在“去到什么地方”,仿佛“这一刻”都不是真的,“下一刻”才是。

那,我们自己在哪里呢?这一刻,还是下一刻,永远都不会来临的下一刻?什么人可以永远不停地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朝未来飞去呢?在灼灼的太阳下,好像谁也弄不清哪个是飞驰向前的坚定的乘客,哪个是倚着锄头,望着麦苗,盘算着晚餐吃什么的种田人,哪个是我们自己,看着自己走远,将一切此刻都以未来计量称重,分配意义。

我想起塞尔维亚·普拉斯的日记:“今夜的我是满足的。只是一间空房子,一阵昏眩的温暖的疲惫,在种了一天的草莓走茎之后,一杯冰凉的甜牛奶,浅浅一盘浸在奶油里的蓝莓。现在我知道没有书,没有大学,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了。当你在一天之后如此疲惫,你必须躺下休息,下一个黎明还有更多的草莓走茎要种,所以你就如此继续生活,在离土地最近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我还奢求更多,那便是愚蠢的。”

在一切都无关紧要的时刻,一切,也都与我息息相关。我不能逃避我们悖论式的处境,当我说“这不是一个观点”时,我已给出了另一个观点。当我说“这一刻的我是满足的”时,我已经在暗示未来。可我不能选择,也不想选择。这一刻,同样,是不能逃避的,尽管是飞驰着的“这一刻”。现在,当下,比未来卑微,比自己卑微,却离土地最近,离麦田最近,近到听不到火车轰鸣,只看见满眼清新的生命。

编注:塞利格曼,美国心理学家Martin E.P. Seligman;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诗人Sylvia Pl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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