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朝 与新华社会的互动

我们常说，新中两国关系密切，但到底密切在哪里？本文以中国近代史为切入点，配合本地史料，为你提供某些历史端倪。

翻阅新加坡华人史档案资料，时常会看到“光绪”这年号。在满清王朝最后的35年期间，光绪朝和新加坡的关系最为密切。1998年4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其中第一册就有不少光绪年间与新加坡有关的奏折文档。光绪朝从1875年到1908年，很多新华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34年。

光绪三年（1877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的外交部）在南洋设领，第一家领事馆就设在新加坡。光绪17年（1891年）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标志性的一年。这年，清廷将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统辖槟榔屿、马六甲及附近英属岛屿，从此新加坡成为本区域的政治中心。从光绪三年至清亡，清廷对新加坡共派出12任领事。

当时新加坡既是英国的殖民地，任何外交事务都必须与伦敦谈判。在英国看来，中国设置驻新领事是与他们争夺本地区的海外华人领导权。因此，在中国设领的同一年，海峡殖民地政府也设置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两者都是以处理华人事务为主。

光绪13年（1887年），殖民地政府又设立女王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选派华族社会中优秀分子前往英国深造，灌输亲英思想。清廷则迟至光绪34年（1908年）才派遣华侨学生回国读书，培养其“內向之心”作为抗衡。由于中国侨务政策及英国华民护卫司的影响，新华社会因而形成两大阵营，中英文教育从此有了时代的鸿沟。

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于光绪14年（1888年）正式成军。这支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威风凛凛，出没于七洲洋上，宣扬大清国威。北洋海军成军前后，曾三次造访新加坡。北洋舰队访问新加坡，代表了北洋海军从成军，兴盛到衰亡的三个阶段。

1887年11月，舰队首次南来，当時从欧洲接舰，途经新加坡，次年正式成军，这是北洋海军的创始阶段。1890年4月第二次访问时，北洋海军不论在舰船、装备的强化，以及制度、组织层面上的整备，都进展到相当程度，成了一支近代化的舰队，迎来了其最鼎盛的时期。1894年3月第三次到访，也是最后的一次访问。此行舰队北归后不出数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便全军覆没了！新加坡是北洋海军历史兴亡的见证。

晚清时期军费消耗很大，国库没有什么余裕可应付各种新需求或天然灾害，海外华人于是成为清朝政府吁请捐助的对象。对于那些响应呼吁的华侨，清廷赐予虚衔，作为酬报，这就是鬻官（yùguān）制度的缘由。鬻官之举成为清朝确保华侨效忠的一种手段。光绪13年（1887年）鬻官新条例刊于《叻报》上，告知侨民随时可买到清朝的官衔。

光绪26年（1900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这年的那场政治斗争，不论是康有为的维新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党，都以新加坡为其海外活动的基地。1900年，孙中山与康有为同时来到新加坡，此后康有为七次到新加坡，孙中山九次到新加坡。鬻官制度此时又被用作一种政治武器，以对抗保皇党和革命党在新马华族社会的影响力。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也在这年发生。由于义和团的歹行，在北京烧杀抢掠，本地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侨生，在《海峡时报》呼吁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但因是乌合之众，又缺乏训练，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结束19世纪的号角，1900年8月1日一个不寻常的团体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应运而生。他们提出“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的口号，掀起参政的浪潮，高举改组立法院的旗帜，对中国起了离心作用。六年后的1906年4月 8日，中华商务总会成立。这两个组织，各别代表来自不同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人士，他们思想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

1889年2月27日光绪帝结婚。七天后，亲政大典举行，光绪帝颁发诏书，宣布亲裁大政。在新加坡，清朝驻新首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领事于3月4日在领署宴客，庆祝光绪新婚及亲政大典，参与盛会的本地闽粤绅商，在会上致颂辞，遥祝皇帝万寿无疆。

新加坡华人把这件事当作庆祝节日。他们张灯结彩，在市区各角落搭台演戏。街道两旁竖立了竿柱，沿街悬吊着无数洋灯和灯笼，并用红布和白布做成的天盖形帐篷覆盖整条街道。庆祝活动直到3月23日才结束，并在芳琳草坪（Hong Lim Green，今芳林公园）燃放烟火。

新加坡是海外唯一保有光绪御书真迹的地方。御书真本原是收藏在天福宫正殿上《波靖南溟》一匾的铜制圆筒里，1973年初由笔者发现，1999年重修天福宫时，从圆筒内取出御书真本，2005年交由国家文物局保管。

光绪御书真迹为何会落户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呢？

根据李庆年考证，当时泉州发生大水，新加坡福建帮商人发起赈灾捐款，并设立平粜局，将所筹集的1万元汇往泉州筹赈局。事后朝廷赏御书以资奖励。新加坡天福宫既是福建帮议事之所，故光绪帝的御书乃赠天福宫。御书是通过邮寄方式寄来，并无通过任何人携带。1908年6月30日，御书制成匾额，悬挂在天福宫正殿上。

从题匾时间看，此时维新变法经已失败，光绪帝被困瀛台，完全没有召见内廷王公及书房翰林的自由。《波靖南溟》一匾悬挂后的五个月， 光绪帝因砒霜中毒驾崩（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

光绪帝驾崩的第二天（1908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以“光绪皇帝驾崩　曾推动改革功不可没”的大标题刊出。在新加坡，“国丧停工”。根据《叻报》资料，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于戊申年十月二十四日（1908年11月17日）发布传单，吁请新加坡绅商，“整肃素衣冠” “于本月二十六（1908年11月19日）早十点，齐集本坡总领事府设位哭临”（前往清朝驻新总领事馆祭奠），并请“合坡铺户各于是日（二十六日）停止交易一天，学堂停课三日，以志哀感！”可见新加坡侨民对光绪皇帝的敬重。

光绪帝在位34年期间，访新的清廷高官很多，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李鸿章、载沣、张弼士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名人。其中郭嵩焘与张弼士值得一提。

郭嵩焘是促成驻新领事的主要推手。清朝驻新首任临时领事胡亚基（胡璇泽）就是他保荐的，时间为光绪三年七月初一，公元1877年8月9日。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年作为“英国属地新加坡”的荒岛，就在他上奏保荐胡亚基的88年后， 1965年，也是在8月9日这一天， 独立了。

1905年12月11日，钦差大臣张弼士莅星，以同济医院为其行辕，在此召集侨民，提倡办学，设立商会 （中华商务总会），奠定了教育和经济的活动基础，把华族史翻过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