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侦探 解开视力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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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玉莲 摄影⊙陈思源

有些眼科医生不只检查视力,割除白内障,激光开刀矫正近视或远视而已。他们有如眼科医生中的侦探,必须在眼球之外寻找答案,才能对症下药。

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的方美仪眼科专科医生(42岁),就是这类眼科“侦探”。方医生的专长领域是神经眼科,一些病人眼睛明明好好的,却看不清楚,或出现双叠影像,一般眼科医生无法从眼睛上找到症结,就会把疑难杂症交给她,由她协助解开病发之谜。

方医生在自己开设的Audra Fong眼科中心内接受专访时说,眼球虽然小,却是极为复杂的器官之一,眼睛的肌肉、神经、骨骼或软组织,甚至是免疫系统一旦出问题,都会导致视力受影响。

要在复杂的人体中找出毛病导因,并非易事,有时不是验血或扫描就解决得了的。“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挑战性工作,才会选择神经眼科这样的领域。”方医生说。

例如有个30多岁的男子,白天视力正常,到了中午眼前就出现双叠影像,一到晚上他就更糟糕了。奇怪的是,一觉起来,他的视力又变好了,如此时好时坏,普通眼科医生都帮不了他。方医生在几番检查、推敲和研究之后,好不容易才发现他原来患上免疫系统失调的病症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导致神经系统无法好好地传达信息给眼部的肌肉。

“在深入检验探索后,能在各种可能性中成功揪出真正影响病人视力的罪魁祸首时,那种满足感非笔墨能形容,” 爱看侦探小说的方医生说。“我感觉这有如侦探的工作,搜寻各种线索后成功侦破了案子!”找到问题症结,方医生就能对症下药,病人痊愈的机会就大为提高。

父亲影响深远

方医生说:“我的父亲不是大学生,没有什么高深学历,却对我影响深远。我要当医生,也是受了他的启发。”

方医生的父亲过去是医院病理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专门处理医生从病人处抽取的细胞样本,包括将样本切片、染色、化验分析,再交回给医生下诊。

“我小时侯,他会带我到他工作的地点,告诉我他在工作上遇到的趣事和困难,告诉我他必须很细心地保存那些细胞样本。他总是说,准确的化验很重要,因为‘每个病人都很重要,我要想办法帮忙他们。’”

“他最喜欢说,‘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到现在,我还是牢记爸爸的话,每当我遇上困难时,也会像我爸爸那样,不放弃地寻求解决方法。”

方美仪说,她并不是一个从小就成绩斐然,表现出色的学生。“我在新加坡女子学校念小学时成绩平平,表现普通。我并不特别用功,父母忙着工作,也不太管我。”

上有一名哥哥的方医生,升上女中时突然“开窍”,她开始觉得读书很有趣,也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很好,对科学、家政特别有兴趣。她全心投入学业,结果每年都拿下不少科目的优秀奖项。

知道自己无法忍受朝九晚五的工作,方美仪在中学就立志当医生。但是,本地医学院的门槛极高,听说收的女生也有限,加上父母当时没有经济能力支持她到外国念医科,因此方美仪初院毕业后,连兽医、牙医、生物医药系都去报名。“幸亏,我的梦想终于实现,能够留在新加坡读医。”

当医生的黑暗时期

方医生有过彷徨黑暗的时期,对自己的理想起了质疑。

那是2003年沙斯(SARS)肆虐之时,不少人不幸受感染夺命,包括在前线与病魔抗战的医生和医疗人员。“当时我还在中央医院实习,即使是眼科见习医生,在沙斯的危急时期也必须加入巡房,包括隔离沙斯可疑病例患者的病房。”方医生忆述说。

“那时我的儿子才一岁多,我每天都担心自己会把病毒带回家,担心家人被我感染,甚至担心自己再见不到家人。每天下班回家前,我都会彻底地进行自我消毒两次,即使如此,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一天傍晚,她和同事在值勤前接到一名同僚医生因感染沙斯而逝世的噩耗,大家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害怕,崩溃地伤心大哭。

“我们望着从头到脚穿着白袍,戴着眼罩、面罩的同事,不禁感到诡异,不知道这场病毒之战要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守,失去同事和宝贵的生命。”

方医生说,当时她一度质疑自己要当医生的决定,唯恐令家人的健康和安危受到威胁。不过,她仍咬紧牙根,坚守职责和岗位。

“我不能因此打退堂鼓,我一直认为,当医生就是要帮助别人,在危急的时候更应该给病人带来希望,到现在我还是秉承着这样的信念。”

方医生是烹饪高手,中学时拿过不少家政科的奖项,现在无论多忙,她还是喜欢下厨。每逢周末,更是她在厨房里大显身手,招呼家人亲友享受丰盛大餐的时刻。

“将来我半退休,或比较有时间,或许我会到世界各地学烹饪,例如到法国的蓝带厨艺学院上课。我也曾梦想开餐馆。人生太短暂了,应该有梦想,生活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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