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了
所谓的乐观积极不是凭空的想象力。它有可依靠的归处，有信念的力量。从前它化身为故乡，现在升华为希望。
三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看林忆莲演唱会，初次听到她翻唱林子祥的金曲《分分钟需要你》。当时便开始期待她的新专辑。
没有等太久，本月新专辑发布。里头的一些歌曲多是八九十年代电台热播的作品，有些甚至多次被其他歌手翻唱过。论风格，多是甜蜜励志，充满正能量的城市民谣，或者流行摇滚。
忆莲（香港歌迷一直这么称呼偶像）在演唱会上说明录制这张专辑的初衷——为香港人打气，找回“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的乐观精神。
Canto pop曾经在中文乐坛叱咤风云。说“曾经”也许有人不同意，甚至不高兴，但是见证过许冠杰、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以及“四大天王”表演事业最巅峰的时代，总觉得昔日粤语乐坛比今天的热闹。
80年代的香港流行曲不少改编自东洋流行乐。那个年代日本带领着亚洲流行风尚，现在风尚成了生活，我们不再讲“哈日”，因崇东洋已经变为日常生活。像玉置浩二、桑田佑佳、喜多郎、德永英明这些殿堂级东洋音乐人、歌手，熟悉canto pop的歌迷不会陌生。
但粤语流行乐自有自己的生命力；不会因为曲是外来的而缺乏本土特色。Artiste（在最巅峰状态的张国荣曾公开表示自己是以artiste自许）的演唱实力，还有填词人的语言功力，打造了无数个来自香港，但属于中文世界的流行经典。
我听着林忆莲《陪着我走》的专辑，里头只有八成的歌曲我叫得出原唱者，半数哼得朗朗上口。夏韶声、关正杰、林子祥、卢冠廷……这些音乐人风格鲜明。今天回头看，他们的音乐也代表了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段落。
重温他们的歌曲，就像重新观赏那时候的从草根到中产社会阶层的香港生活样貌。和新加坡一样曾经是一个殖民地，香港社会的构成有很humble的劳力阶层；和新加坡不一样，香港社会受益于来自上海、浙江繁华地的文人及富商。他们因内乱落难香江，无心插柳地和英殖民政府共同形塑了香港社会的消费品味。
20世纪的8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充满活力的年代。以TVB为代表的港剧风靡东南亚；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个个从风格化走向市场，让艺术和商业难得的亲近；粤语流行曲结合了舞台魅力，歌手又唱又跳活力四射。
有意思的是，面对现代化进程，香港的创作者始终保留着华夏文化的抒情特质。
这是我近年重温填词人黄霑、郑国江等歌词的最深刻印象。一些清新朴实的流行曲，文字写的是白话文，但充满了古诗词的诗意。而当中的诗意经过时间淘洗，人生经历的滋润，像泡第三泡的铁观音，茶味芳香温润，叫人心旷神怡。
近年，中国大陆中产阶层发展得很快，从影视消费、物质享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需求，让我联想到80年代的香港社会。那样的浮华盛况，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曾经经历过。
那是一个严酷却甜美的时代。香港人坚持讲广东话，对语言的自信有着法国人的傲慢；年轻人赶时髦追名牌义无反顾；炒股炒楼跑马挥金如土。但是你去听听香港的流行曲，里面的人文情怀，有着苦难磨炼出来的韧性，也有纯真心灵向往的诚挚情感。
是什么样的时代条件成就了当年香港人的积极向上及乐天豁达？这个时代条件和政治经济有着什么样千丝万缕的关系是文化研究的课题。我更加感兴趣的是，人们消费享乐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它说明一个社会的底蕴。
今日再听忆莲版本的《铁塔凌云》：“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这首游子心声例举欧美日明媚风光，但歌者思念的是家乡渔灯点点。
所谓的乐观积极不是凭空的想象力。它有可依靠的归处，有信念的力量。从前它化身为故乡，现在升华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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