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那时火车没有现在这么快，时光也比如今从容，几天时间好像很长，饭前会后，亲耳聆听了老人家不少教诲。
今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一东一西两位戏剧泰斗，不是同年生却在同年死。
汤翁能与莎翁比肩？《牡丹亭》是中国第一的古代戏剧？见仁见智。读过中国戏曲史，会明白有一出元杂剧始终处于“置顶”位置：王实甫的《西厢记》。
“先西厢后牡丹再红楼”，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写好多本书。但只须列一下西厢的多个“第一”，就可瞥见它的地位。
王实甫的《西厢记》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才子佳人作品，第一部舞台喜剧，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表现纯爱情的长篇作品。《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知识分子，崔莺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位怀春少女，红娘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个登上文学殿堂的草根人物。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中有两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孙悟空，另一个就是红娘。
戏曲史家蒋星煜说过，《西厢记》上承唐传奇《莺莺传》，下启明清传奇《牡丹亭》、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可说是千多年来中国戏曲发展的最高成就。《西厢记》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艺术上几乎完美无缺：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情节之跌宕，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都堪称绝唱。
是的，谈《西厢记》，不能不想到在去年12月以95高龄去世的蒋先生。
蒋先生是研究《西厢记》的大专家。1966年的险恶局势中，因为写过评海瑞的文章，他成了上海文化局系统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然而他对西厢的痴迷和研究之执着，至死不变。后来他回忆：“身在牛棚猪圈，或在工厂的反应锅旁，还是常常想起普救寺西厢的溶溶月色，想起‘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千锤百炼的佳句，想起‘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所烘托出来的苍茫暮色里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离愁别恨”。
上海学者周锡山认为，由于蒋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有经史子集的根底，对明史研究下过大功夫，熟悉明代罕见的诗文集和野史著作，为他的《西厢记》研究提供了坚实而广博的学术基础，让他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也因此他对《西厢记》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曲文研究、曲论研究、审美研究、插图研究、比较研究、影响学研究、延伸研究和研究之研究共十类。对一部名著的研究，有这样宽广宏阔的视野，深入独到的探索，获得如此众多首创性的成果，当之无愧成为戏曲史领域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学者之一。
作为戏剧文学系学生，蒋先生的论说自然学习过一些，不久前偶然读到一篇《曹雪芹用小说形式写的〈西厢记〉批评史——〈红楼梦〉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仍不由惊叹角度巧妙立论新颖论说有力。
蒋先生在文中梳理归纳《红楼梦》人物对《西厢记》的评价：宝玉对《西厢记》的总评只五个大字：“真是好文章”，看来抽象，却是高度浓缩的结晶。他说曹雪芹很少用这一类概括性评论，独对《西厢记》如此，大概因为《西厢记》好在何处人尽皆知不必细说，短短交谈中也无法列举，虚写一笔反而事半功倍。黛玉读《西厢记》，则是一卷在手什么都忘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只管出神”“心内默默记诵”。妙的是宝玉问黛玉“你说好不好”，黛玉一句话不说，只是“笑着点头儿”，此时无声胜有声，比说“真是好文章”更乖巧，等于给了《西厢记》最高评价。
他接着分析《红楼梦》结合有关情节，写出宝琴、宝钗、李纨、探春等人对《西厢记》的看法，黛玉与宝钗的争论。“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就知道这些情节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明末有许多官宦人家是不准《西厢记》在家中演出的，甚至不准子女阅读。”“在社会上，当时对《西厢记》的看法也很不一致，视之洪水猛兽者恐怕不乏其人。心中爱好而不敢承认或议论者都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几次写了宝玉、黛玉、宝钗诸人对《西厢记》不同的感情、态度，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社会上对《西厢记》反应的缩影。或者也可以说曹雪芹是在用小说形式写《西厢记》的批评史。”
后来发现，蒋先生此文，被视为研究《西厢记》批评和《红楼梦》的力作。
专栏写了一半，上海某报纸的编辑好友忽然传来一张我已遗忘的黑白照，是80年代末，还年轻的我站在精神矍烁的蒋先生身边。好友说照片是前一阵做纪念蒋先生专辑时，其家属提供的。是的，那年我曾和蒋先生夫妇一同坐火车到天津开会，那时火车没有现在这么快，时光也比如今从容，几天时间好像很长，饭前会后，亲耳聆听了老人家不少教诲。
感慨无限。我想，报答老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西厢记》再认真读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