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兴致勃勃将凤仙花入画时，本以为我画的是一种文化的共鸣，却不知文化的构成，早已随着时代流转而悄然更易。
已近中午，日头猛烈，黑压压的身影纠缠不放，和双脚用力在拔河。淌着汗，拎着咖啡，经过组屋旁的小花圃，见匍伏一床的牵牛花，一朵朵浅紫色的喇叭张嘴大咧咧奏响，虽不惊艳，却也好看。篱笆一角，怯生生地立着一小株草本植物，修长的绿叶带齿状，几朵粉色小花聚成一簇，明晃晃的日光一照，那粉色近乎苍白。
那是凤仙花，小学科普课本教过，就叫balsam plant。曾经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花种。那真的是曾经了。有一点意外，现在的青少年似乎都没听过凤仙花。好几回给中小学的小朋友谈插画，还得费一番周章，讲解凤仙花的特质，说以往小孩会将花捣烂，以花汁染红指甲，所以也称胭脂花。但他们一脸的事不关己，听了都毫无表情，兴致缺缺，最后只剩我自弹自唱了。
近期案边摆放的是一本小书，小山薰堂的《练习幸福工作》。小山薰堂何许人也？就是日本电影《送行者》的编剧，著名吉祥物“熊本熊”的构思者。他的创意哲学很简单，在构思任何企划时，都只抱持一个目的：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小山认为任何创作，就犹如在写一封情书，创作从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讨某人的欢心。让对方获得惊喜，感觉幸福，就是一切创意的推动力。他引了作家池波正太郎的一则随笔，说池波先生每回搭乘计程车，无论司机的态度如何，服务好坏，均会给对方100元小费。理由是就算司机脸再臭，收到小费时也会笑逐颜开，心情变得开怀。好心情自然会延续，当下一名客人上车时，司机很可能就会微笑相迎，愉悦的幸福感于是就如涟漪，一波波荡漾开去。
这就是100日元的影响力。从日本文化中高度自律的“不为他人带来麻烦”，角度一传，成了开创式的“为他人带来幸福”。但小山也明确说了，他不是艺术家，他卖的是创意。艺术家注重的是自我表达，创意人注重的是市场反应。所以创意人的任务就是让对的人感觉幸福，从而开创市场；而艺术家总是格外寂寞，他们或许穷其一生，也等不到知音。
前个周末，应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之邀，给公众办了一场简单的分享会，主题定为“A lighter side of history”，意为轻松看历史。去年新加坡半百，那时兴起的怀旧风，借旧景旧物重建岛国身份认同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碰巧近一年来，我也画了不少类似的主题插画，包括这幅在沟渠捉鱼儿的小图。前来听讲的，也多为与我同年代的朋友。隔了一周，则来到友谊童书馆，换了一个身份，给小小朋友讲稚趣盎然的绘本故事。
插画本来就是不纯粹的，自从我踏入插画创作那一刻起，就游离在艺术与创意的模糊地带。我有幸作品的读者年龄跨度很大，从牙牙学语的小小朋友，到童心未泯的成年友人。我尽可能画自己想表达的，但又不得不顾及观众群的需求；我希望作品也能做到那100日元的影响力，这种微妙的拔河，时而痛苦，时而幸福。
说回凤仙花，新加坡的凤仙花曾经绽放整个60、70年代；现在却是一个不知道凤仙花的时代了。而我当时兴致勃勃将凤仙花入画时，本以为我画的是一种文化的共鸣，却不知文化的构成，早已随着时代流转而悄然更易。也没有什么对错，就只是觉得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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