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
22年来，我一直心存疑问，很想查明当年邓小平所种下的，究竟是棵什么树。此番故地重游，终于得偿心愿。
5月间，一个风日清和的午后，在费正清中心斜对面的萨姆纳街，从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寓所告别时，我忽然想起来说，希望得到一部他的邓小平传记。他露出微笑，和善而周到地问：剑桥，香港，和北京的版本，想要哪一个？
繁体和简体中文版，译者相同，内容却不尽一致，傅教授大概也有所了解。京港出版环境之别，他似应早已见怪不怪，——他最初研究中国，即始于1963年前往香港，在“大学服务中心”，搜集、整理和分析广东的出版物。但他恐怕没有料到，我的兴趣虽在英文版，可也想借助原著，看看中译本的特色。
备好的痰盂烟灰缸没用上
后来，等集齐传记的三个版本，已是烈日当空的8月盛夏。也因两周前刚又去过新加坡，我对他刻画的邓小平和李光耀会面场景，有着特别的兴趣。看得出来，两位东方历史巨人，在哈佛亚洲问题专家心中，地位相当独特。他们为各自国家所做的贡献，傅的评价更是非同一般。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两人的“绅士风度”，与常人有异，又和而不同：李出自英国化的家庭，从小接受英语教育，没有上过华校，后入剑桥读法学，成绩斐然；他讲四种语言，但华语表达并不流利，而邓只讲中国话，还带着四川口音。在会晤当中，李选择讲英语，想要表明自己不受制于种族背景，也是为强调他要忠诚的，首先是新加坡。因为清楚对方“威望”，也顾及各自迥异的成长经历，他们的会面，亲而不近，有意留出一段“恭敬的距离”；——中文版的那句“他们互相尊敬，但也保持着一定距离”，应是对 “respectful distance”的意译。
作者叙述至此，也随意插入一个闲笔，说：“邓和李斯文有礼，对于相互的个人差异，双方都尽力弥合。根据得到的与邓之习惯相关的资讯，李备好一个痰盂，还提供了一个烟灰缸，以方便邓抽烟时利用（墙上还特地安装了排烟管道）。不过，因为对李的观念和过敏情况有了解，邓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用痰盂，也没抽烟。”
傅教授又说，邓在抵达之后，看见当地华人对于他的到访，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热情，他感到相当意外。曾经参与接待的新加坡官员也透露，邓当年对新加坡的认识，靠的多是本地左翼组织的情报；而这些共产党人士，一如远方的中国同道，只说北京喜欢的话，因而报告的可靠性不高。相对而言，李对中国的理解，则主要借助学术研究，而非个人经验。
向台湾请教有关邓的种种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上个月去新加坡，在友人客居的兀里园英国殖民时代洋房，也就是那种疏阔而闲适的“黑白屋”， 我还有幸与85岁的老记者陈加昌先生，于短暂的雷雨交加之后，愉快地叙谈了一个下午。这位新闻界前辈，两天前刚以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李光耀》，获得有我参与评选的新加坡文学奖的纪实文学组大奖。他比李小八岁，但在新加坡沦陷时期，却和李同读于日本人的“昭南学园”，只是“同校不同班”，不相识，也无来往。1952年因采访而同李结识时，陈先生进报界已经两年。对于李邓相会的台前幕后，他也提供了不同的注解。
他说，“中国要人要来，特别是重量级人物如邓小平，应该对他的生活习惯，例如嗜好，和食物等方面的小细节，都不能有差错。在这方面，唯有台湾非常清楚。实际上，在中国大陆之外，真正与邓小平以及其他重量级人物有接触的，除了台湾，也没有多少人。所以，也只好向台湾请教有关邓小平的生活起居和嗜好。”
李光耀蒋经国古树下闲谈
因为一度服务的报纸，是国民党在新加坡出资所办，陈先生的纪实文字笔墨，自然也间有感情偏向。在他的笔下，李与蒋家父子的交往，简直事无巨细，堪谓有闻必录。他记得，李初次访华前四个月，于1976年1月，先去台湾跑了一趟，说是“私人访问”，实为“专程”请教蒋经国，面陈隐情：原本没打算很快就去中国，“但中国三邀四请，不去实在难为情”；没料到蒋坦然应对，反倒说“应该去看一看”，——书中所配的一帧李蒋密会照片，附有说明文字，称二人随意在一棵古树的浓荫下落座，一边品茗，一边闲谈。
据说，那棵古木非同寻常，乃是花莲有名的“碧绿神树”，树龄已超过3300年。这树让我也想起来，邓小平在新加坡次日，还登上裕廊山顶，种下一棵幼小的树苗；而我第一次去新加坡，在朋友引导下慕名前往参观的时候，那树已是枝叶茂密，硕果累累。我碰巧在树下看到一颗无名的圆果，状貌近似椰子，外表鲜润，似乎落地未久。我乘兴捡了起来，如获至宝，先携至香港，又带回郑州，拿给好奇的亲友观赏。
海芒果或海苹果树
22年来，我一直心存疑问，很想查明邓所种下的，究竟是棵什么树。此番故地重游，终于得偿心愿，——经知名建筑师陈家毅先生襄助，辗转获得当地一位园林专家指点，方知那树拉丁文名为“cerbera odollam”，在英文里叫“pong pong tree”，是东南亚常见热带树种。家毅先生特地转述说，“果实没人会吃，而且树根常常破坏地面和沟渠，所以园林局自80年代中期多已不种。”
我也另外查到，那树在植物学分类上，是夹竹桃科海芒果属的一种，广东、海南和台湾等地，也多有分布。因为叶、花、和果实俱毒，遂亦有俗名“自杀树”（suicide tree）。其果繁多，在新加坡华语中，一名“海杧果”；而中国植物学界，一般称之为“白花海芒果”。不过，在《邓小平年谱》中，此树却另有称呼：“1978年11月13日上午，在新兴工业中心裕廊镇的山顶，种植一棵象征友谊与和平的海苹果树。”
说来也是巧合。在海峡时报的档案里，我意外还发现，在邓所植之树近旁，也有田中角荣在先他而行的访问中，应邀种下的另外一棵树。遗憾的是，日本首相种的又是一棵什么树，我去看邓树那天心无旁骛，根本不曾留意，而今再欲打听其名，却是一无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