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中文编剧 在生活和语言中思考

陈玮婷觉得年轻编剧需有讲述他人故事的能力。(龙国雄摄)
黄柏荣对华文情感深厚,创作中文剧本表达自如。(龙国雄摄)
黄德华闲暇时笔耕不辍,积累不少未发表的中文剧作。(林国明摄)
陈宇泱认为编剧对社会现象有极深刻感触后才能下笔。(邝启聪摄)
陈玮婷编剧的《分散》,讲述一名女儿与父亲、男友的情感纠葛。(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中文戏剧界长期存在“剧本荒”问题,培养编剧人才一直是迫切的事。我们访问四年轻编剧,谈编剧面对的问题,包括议题、剧作方向、表现手法,以及中文剧是否应保有其语言纯正性?

新加坡中文戏剧界“剧本荒”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长期以来,主要是各团艺术总监“代”编剧之职,不管保留剧目重演,或推出全新剧作,在编剧或剧本走向上,少不了艺术总监主控。“专业编剧”是一个在本地中文剧团不存在的概念,连“驻团编剧”也是极少数剧团设置的职位。

今年年初,本地六大中文剧团九年剧场、十指帮、TOY肥料厂、猴纸剧坊、实践剧场、戏剧盒,宣布成立“新华剧体”(新加坡华语剧场联盟),意在针对中文剧场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寻求解决之道,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培养新一代编剧人才,在质和量上推原创新剧;还有,中文剧是否应保有语言纯正性?

土生土长的本地年轻中文编剧,确如多个剧团艺术总监所言:凤毛麟角。记者找到几位近期中文戏剧舞台上有编剧表现的年轻人,他们确有朝编剧方向发展的计划,谈起关注议题、剧作方向、表现手法,以及中文戏剧现况,他们各有想法,颇值得思考。

讲好一个故事最重要

陈玮婷(25岁)编剧的《分散》刚在上星期五、六(19与20日)上演,《分散》是一部由父女关系反衬家庭、社会关系的作品。

她做过电影编剧、剪接和录音,现属华语剧场组合艺班人,从事戏剧创作七年,对议题探讨的欲望较低,自言喜欢单纯讲故事,或描述一种关系。

她说:“可能是编剧的一种直觉,有的故事就是值得被讲述,感觉一来,马上去关注和钻研。”在她看来,讲好一个故事最重要,对所谓议题引申、发酵,是观众的自由。

陈宇泱(27岁)编写的奇幻剧《稀奇屋》也刚在星期五、六(19与20日)的“新加坡仲夏夜空”演出,这个星期五、六(26与27日)还有一场演出,10月她要在九年剧场的《红色的天空》登场。她身兼编剧和演员两种身份。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戏剧研究系的她,在本地戏剧界活跃已五年,目前是九年剧场演员组合计划实习组员。和陈玮婷一样,她也自认没有特别关注社会现象,很实际的是,不可能每种现象都关注。“我必须在事件发生当下有一种很深的体会才动笔,我更有感的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为什么会被特定事件影响,这探讨起来很有趣。”

这跟她在中学时写剧本不一样,那时有的是发泄,有时试探社会,有时刻意反思,都带随机性。经历系统戏剧学习后,她才有了编剧自知,“我得更了解自己,更具有同理心,才能熔练出对社会现象的入微感受。”她有计划将自己2014年以读本形式发表的《大英雄》,发展成完整作品,该作讲述旧国家图书馆拆除。

不写很远的东西

比起陈玮婷和陈宇泱,黄柏荣(28岁)参与联合编剧的音乐剧《与青春共舞》倒有点像命题作文,这部上月由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献演的校园青春类作品,意外收获不少好评。

他的经历有意思,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几年后,发觉工程师不是志向所在,时间被绑紧,转换跑道做医药行销,工作时间以外参与醉心的中文戏剧,同时还任兼职DJ。

“本地青少年的生活、态度、环境,是我近期热衷探讨的,这其中又牵涉到亲子、教育、竞争等课题,从一个层面上,映射了成人社会。”他说:“不写很远的东西,我多从周遭事物中取材,不熟悉的东西,很意识形态的东西,我无法空想出来。”

承认在题材发掘上有点浅,经历《与青春共舞》第一部足本戏后,黄柏荣说,对自己在编剧上的不足有了体会,下一步就是磨练胆识。“性别和政治可能是我接下来的主创方向,想跟学姐做一部以两性关系为主题、一人分饰多角的双人剧,想了很多年,希望赶紧成形。”

本地剧场该讲哪种语言

语言方面,陈玮婷不太关注中英文剧场分野,这个90后女孩说,本地语言本带有鲜明“Rojak特色”,剧场中毋须太拘泥地使用单一语言。

“戏剧大师郭宝崑的作品已有多种语言掺杂,时下戏剧界‘多语剧’也不在少数,”陈玮婷说:“剧场是一个媒介,语言是一个元素,剧中人在现实环境下生长,使用新加坡的多种语言是很自然的。”

《分散》中,女主角跟父亲说华语,跟阿嬷说方言,跟男朋友说英语。陈玮婷认为,语言的真实使用状况让剧场写实性增强,观众也容易进入剧情。小时候读金庸,长大后看美国影集,又毕业于圣尼各拉女校,她中英双语都运用自如,本身既看中文剧,也看英文剧,最在乎的是剧情能否打动人心,语言是其次。

黄柏荣因五岁时开始参加福建会馆的儿童演艺班,艺术启蒙语言是华语。“我对华文的感情强过英文,即使工作要求我跟医生使用正规英语交谈,甚至也参与过英文剧,但我平时很少去剧场看英文剧,我爱看中文剧,因为它给我最多共鸣。”

自言对标准华语和新加坡式华语都在行,黄柏荣说剧场在语言使用上要看场合。“到学校演出,我会用字正腔圆的华语来写剧本来演出;若是商业、娱乐、成人作品,新加坡式华语使用起来就比较随性。我想同一个作品中,几种风格的华语可以一同出现,表达特色也还原人物。”

针对这一点,陈宇泱坚持本地中文剧一定要使用新加坡式华语,她最近参加资深报人韩山元的吊唁,有深刻体会——讲新加坡式华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是本地正在消失的文化特色之一。她更指出,自郭宝崑过世后,新加坡式中文剧场式微。

她说:“方言影响我们说华语的方式,形成独有的新加坡式华语,可我们此刻多听到的是北京普通话、台湾国语。本地中文剧场除了要有艺术造诣,也要感染大众,不是仅服务一群高端观众。我相信,使用大家有亲近感的语言,能吸引不看戏剧的新加坡年轻人进剧场。”

审查制度的捆缚

语言思考之外,剧场人始终缠斗的是审查制度。

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陈玮婷有几部作品在审查制度下,或无法上演或须作更动,比如她一部作品讲述老年女同性恋者的生活境况。她理解社会不同阶层各有考量顾虑,有的议题可能会引起不安,但她表示戏剧人仍积极地想把一些真实现象呈现给观众。

她说:“当几种不同声音出现,找到一个达成协议的方式,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不会单方面认为审查制度在扼杀我们的作品,有关单位越来越开放地跟戏剧创作人沟通。”

陈玮婷不认为审查制度会在新加坡彻底消失,在哪个国家都一样,随时代发展,新事件发生必然引致新问题,艺术创作者和社会永远处于磋商之中,压抑和反制共生并存,这是社会有机发展的一个表征。“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我相信也不好玩。”

大致赞同陈玮婷的看法,陈宇泱说审查制度是一条线,过线即被审查,在边上就有呼吸空间。“不过,我似乎比较保守一点,在尺度边缘徘徊就好,我觉得不用太过激进,编创者需要拿捏。”黄柏荣也只是《与青春共舞》里放置了几个小暗示,毕竟阖家共赏的剧目,不用太直白。

中文剧得从“小”看起

陈宇泱认为从小朋友中发掘新观众是可行的,从小培养艺术兴趣,儿童剧场和早期艺术教育不可忽视。

黄柏荣就和会馆的几个好朋友组成一个四人小剧组“Play Play”,在学校周会上演一些短剧,编剧、排练、表演一手抓,他说,要开发新观众,学校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黄柏荣说:“剧团也应该跟学校有沟通,鼓励学校包场看中文剧,很可惜的是,有时学校包场,只派修高级华文的学生来看,把英文成绩好但对华文也有兴趣的学生排除在外。”

新编剧如何培养?

南洋艺术学院华语表演系是本地唯一中文戏剧科系,专科三年级学生黄德华(21岁)说,课程中有编剧学习,鼓励学生编创小品和片断,但专修编剧相关课程,要读到本科。

日后想成为编剧的他指出,学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得有写作激情。他闲暇之余积累不少剧本创作,目前正寻找赞助,筹演有“时代剧”色彩的处子作《箱子里的秘密》。和黄柏荣一样,黄德华也是热爱华文活用华文的。

“另外,编剧要耐得住寂寞,要享受孤单写作的过程,”陈宇泱笑说,“我曾经历过长达一个月呕吐式的狂写。”

陈玮婷参加过戏剧盒两季“白色空间”编剧训练,体会是很多同期年轻学员,一部作品被搬演后就停止创作。“学员被导师最常问到的问题是——想要说什么故事?所以很多人最初的作品都是自己的故事,个人故事说完后,就没有故事好说了。”

陈玮婷认为,编剧训练应注重学习怎么说他人的故事,而不是一味自述,“最好是一些专业技巧的传授,最终戏剧界需要的编剧得擅讲会讲各种不同故事,我正朝这方向锻炼自己,我不会放弃中文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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